1994年是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时期，她在一篇名为《自己的文章》的随笔之中，曾这样写道：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 这段话，是在上海被日本占领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写出的
当时张爱玲因为急于发表并出版自己的作品，没有注意出版社的风格与背景，从而受到抗日正营的警告
具体来说，这是张爱玲对讯雨（作家、翻译家傅雷的笔名）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作出的回应
即便如此，这篇随笔也充分展示出了她的文学特点
当时，张爱玲在各类杂志上相继发表的文章被收录入名为《传奇》的单行本中，她的创作风格在中短篇小说中也颇为显著
而且在她辗转至香港、移居美国之后，她的文学风格也未发生明显改变
但是，张爱玲这种“对人性强烈追求”的态度又缘于何处呢？ 从整体上来看，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之中，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的1943年至日本战败时为其巅峰期
在捕捉文化汉奸余热消退后的1947年至1948年又迎来小高峰，这期间的文学作品充满对社会性与对新体制的憧憬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生活深感不适的张爱玲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后，从事翻译工作，并在创作《秧歌》与带有反共色彩的《赤地之恋》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再次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
1955年她远渡美国，1957年时，在美华人夏志清给予她与鲁迅齐名的评价
此后，由于深受香港、台湾读者喜爱，她的关注度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而《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构成上，多种要素复杂交错，描写了世间百态，可以说是最接近于“时代的纪念碑”的作品
然而她在移居香港和美国以后的创作，以改写、修正上海时代作品居多，所以本文暂且以她初期的代表作品为中心进行论述
张爱玲的小说中的确包含许多男女之间的故事，但又让人觉得故事并非那么简单
比如她的爱情小说，既不会以完满的结局收场，也不会是悲恋故事
女学生被姑母利用，作为诱饵吸引男人，最终沉迷于享乐主义的声色犬马的生活中——《沉香炉·第一炉香》；在香港封闭的英国人社会中，未经世事的年轻女子与四十岁大学教授的悲剧婚姻——《沉香炉·第二炉香》；一个出身于小商人家庭的女子嫁入名门后，以残废的二少爷为夫、破坏儿子婚姻，拆散女儿爱情的怨念人生——《金锁记》；一个从腐朽家庭走出的女子与南洋归来的富家子弟之间的爱情游戏与战争——《倾城之恋》；花花公子父亲与大学生女儿之间荒谬的爱情故事——《心经》……这些怪诞的男女爱情纠葛，张爱玲只是单纯作为故事进行描写，并没有加入道德评价
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对人生或者冷淡，或者爱憎分明
如果有不道德存在的话，也只是人物与人际关系的设定上存在着一些扭曲
这些在现代小说中并不稀奇的创作处理，在当时要求包含清晰道德观的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尤其是在左翼文学占据主流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确属于异类
编有多本与张爱玲相关书籍的唐文标，曾因其作品中的不道德关系深感愤怒
当时与张爱玲交往密切的柯灵也曾说过“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与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因战争被切断发展的潮流而她则是开在断痕处的奇花异卉
”从反面来看，她对别人的不信任给正好反映了她对爱情的渴望
但这种不信任是从何而来的，通过文学作品发泄情感对她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张爱玲的处女作诞生于1939年，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她的一篇名为《天才梦》的散文在《西风》杂志的有奖征文活动中获奖
张爱玲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勤奋创作的习惯，在上海圣公会的圣玛利亚女校读书的时候，她的文采就已经很出众了
在国语部教务主任汪宏声的引荐下，张爱玲投身到校刊《国光》的发行中之中
这所女校作为圣约翰大学的下属关联学校，以英语教育为主，因而毕业生多不擅长国语，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正好为该校提供了反省的机会
汪宏声于1936年秋季到任后，经常让学生们以国语写作，这也为校刊《国光》的发行带来了机遇
汪宏声十分赞赏张爱玲的文采，让她出任编辑，而且只需要写稿
新中国成立后，圣约翰大学与其他数所学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被埋没半个世纪之久的小杂志被陈子善发掘
他在香港的《明报》上介绍了张爱玲当时投稿的作品《霸王别姬》《牛》与数篇简短书评
因此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才是张爱玲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
张爱玲在1936年10月的创刊号上发表的《牛》中，讲述了一个贫困农民为了糊口，卖掉了耕牛，买掉了妻子的发髻，用家中进仅存的鸡换来了耕地用的牛，最终却还是难逃贫困的悲惨命运
小说是以张爱玲体验过的农民生活为题材，言语略显生涩，但其小说特点——将视线定格于只能在各自命运中存在、求生的人物上，以及富含深意的情景描写技巧、已展露无遗
这种特点在《霸王别姬》中同样也可以看到
虞姬的心理是这部小说的焦点，她在四面楚歌的项羽身边，想象着项羽胜利后的未来，想象着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最后地位与荣耀却只换来了禁锢、寂寞与虚空
张爱玲以虞姬由生至死的思考过程为线索进行叙述，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能对心理活动揣摩得如此细致，确实难得
据汪宏声回忆，学校生活中的张爱玲与普通少女不太一样
偏瘦的体格，留着一头短发，这在当时的学校里并不多见，而且她总是板着脸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汪曾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她的作文，即使朗读，她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仍旧十分平淡
张爱玲总是能成为办公室里的热议话题，汪宏声深知她的家庭不幸，因此也颇能理解她的表现——沉默寡言、怠惰、没有朋友、不活泼、缺乏朝气
她不做作业的事迹也十分有名，每次都以“忘记了”为借口，令人无可奈何
由于考试成绩都是A或甲等，所以老师们也就随她而去了……看上去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学生
关于汪宏声所指出的张爱玲的家庭不幸与其生长历程，在张爱玲的随笔《私语》以及她的首任丈夫、汪精卫政权下的高官胡兰成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参考与张爱玲相关的研究论文与评论可以得知，她在1920年9月30号出生于上海
母亲是南京名门之后，祖父是清末著名大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
两岁时因父亲工作原因迁居至天津，此时母亲正留洋国外，父亲娶回的姨太太代替母亲，照顾她与一岁的弟弟
四岁起，张爱玲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八岁时，举家回到上海
不久后，母亲留洋归来，在短暂的共同生活之后，最终与父亲协议离婚
此后，母亲再次留学法国，1931年秋，张爱玲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开始了寄宿生活
1936年秋，汪宏声到圣玛利亚女校赴任时，张爱玲已经经历了这般人生体验，肩负着如此复杂的家庭背景
张爱玲的父亲一度因吸食鸦片中毒而入院从天津回到上海后，爱玲曾与归国的母亲一起在西洋馆中短暂生活
爱玲有小狗、鲜花与绘本的陪伴，并和母亲学习钢琴、绘画和英文，过着西方名媛的生活
然而痊愈出院的父亲与母亲争吵不断，使得张爱玲与弟弟无法安心度日，父母最终离婚
母亲在动身去法国前，曾到宿舍探望过张爱玲
可是她面对母亲时毫无表情，直到母亲离去后才失声痛哭，她总是强迫自己表现出这种扭曲的心理状态
在寄宿生活期间，张爱玲偶尔会到父亲的家里小住，有时也会去曾与母亲一同留洋的姑姑的高级公寓
在父亲家，她体味到的是保守的氛围与沉沦于鸦片的堕落
而姑姑家的世界是西方化的，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并非相互对立，对她来说，这里充满了善意
这两个世界完全不同，形成鲜明对比不久后，父亲再婚，爱玲得知以后泪流满面
继母也吸食鸦片，偶尔回到父亲家的爱玲，亲眼目睹自己的乳母与弟弟被欺负
因同情弟弟而落泪的她，被继母嘲笑：“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爱玲丢下碗筷，将自己所在浴室中，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中满脸泪痕的自己，狠狠地咬牙发誓：“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 汪宏声见到张爱玲的时候，正值她家庭的动荡时期，因此汪宏声眼中的张爱玲，与普通女孩不同，她没有与年龄相符的纯真
张爱玲后来曾对中学时期没有快乐、没有朋友发过牢骚
“家庭的不幸”使爱玲的精神生活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中，同时也使张爱玲缺少应有的生活技巧
胡兰成与水晶，一位是与张爱玲私生活的联系极为紧密的前夫；一位是出身于台湾的作家、研究者、公认的狂热的“张迷”，曾在张爱玲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亲自到加利福利亚州看望她
从他们的作品中都能够推测出张爱玲非常不擅家务
对于前面提起的《天才梦》，从题目到极具野心的内容，张爱玲使用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削苹果皮、补袜子等琐碎之事为例，叙述自己双手不灵巧、记不住物品的摆放位置与使用方法，是“现实生活中的废物”
爱玲的母亲从法国回来后，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慌忙开始教授她生活技巧，早熟而且孤独的爱玲，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却早已远离了家庭生活，偏离了人生的航道
当张爱玲即将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的时候，受到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那时恰逢母亲回国，爱玲常去探望母亲的事情终于被父亲得知
以母亲的价值观为后盾，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展开对抗，触怒了父亲
上海事变（1937年8月，即淞沪会战)时，张爱玲迫不得已在母亲处暂住了两个星期，也因此与继母发生了争执，被气昏头脑的父亲毒打了爱玲，并将她囚禁在家中的一间空屋子里
由于事关家庭体面，父亲隐瞒了这件事，连第二天赶来说情的姑姑都被父亲打伤了，险些住院，可见父亲愤怒到了极点
在监禁期间，爱玲患上了痢疾，但父亲没有给她请医生卧床半年逐渐康复后，张爱玲趁看守人换班之际逃出了父亲家
被监禁的时候，还是骄阳似火的夏天，而逃出时，已是隆冬腊月，临近农历新年
张爱玲在投奔母亲家后，断绝了与父亲的来往
父亲家都当爱玲已经死了，除了因受牵连而被解雇的乳母为她保留了少量幼时物品外，其余的都被处理掉了
这段惨痛的经历，在她1948年以梁京为笔名创作的长篇小说《十八春》中，依稀有所呈现
进退两难的爱玲重新回到了母亲身边
但是母亲的经济能力有限，爱玲高中毕业后，母亲给了她两个选择，一是早早嫁人，用学费来装扮自己；另一个是继续读书，但只能为她提供学费，没有余钱兼顾衣装
最后张爱玲选择了读大学，由于努力她获得了两份奖学金，因此生活十分充裕，甚至还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添些漂亮的新衣服
在选择大学之初，爱玲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准备前往伦敦大学求学，但中日战争的爆发导致渡海困难，因此她选择了以英式教育享有盛名的香港大学
谁知在香港求学的最后一年，香港沦陷，张爱玲被迫中断学业，回到上海
这件事在爱玲心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她在多篇文章中都对此流露出遗憾之情
如果说香港的生活是张爱玲与过去的诀别，那么新生活无疑使她能够冷静而客观地看待过往
在香港，她认识了以为名为炎樱（中国名为炎樱，偶尔会使用梦黛等名）的锡兰人
成为挚友后，两人形影不离
即使在张爱玲成为上海炙手可热的作家后，炎樱也经常出现在张爱玲的身边
1944年秋，高见顺与胡兰成在上海初次相见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胡兰成说自己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要仰仗于张爱玲与炎樱
而且他还讲述了许多关于他恋人张爱玲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与炎樱各自前往国外
张爱玲辗转至香港，于1955年11月抵达美国后，二人重聚，一起拜访了居住在纽约的胡适
到美国后，张爱玲通过炎樱的朋友入住救世军为救济贫民所办的“职业女子宿舍”，作为落脚点
炎樱的个人经历并不十分清晰，但通过张爱玲的随笔可以了解到她的为人品性
在求学期间，香港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学生们陷入恐慌之中，炎樱却一个人逃出学校看电影，或是在浴室中边洗澡边大声唱歌
如果说她胆大，倒不如说她是乐天派的女子
炎樱语录中收录了她的言语，而《双声》则是她与张爱玲的对话为主
这些作品都充分展现了炎樱的乐观性格和口直心快的一面 与炎樱的交往使香港求学时期的张爱玲变得开朗起来
作为特殊的被殖民者，张爱玲在当时的体制下，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对张爱玲来说，这意味着从父亲的束缚、从中国古老封建家族制度中解放了出来，她对封建制度下的男女（父亲与母亲）感情纠缠已深感疲倦
不过也正因为自由的冲击，她对旧世界感到绝望的那颗心更凉了
后来她在散文集《余烬录》中，虽只淡淡地描述了一下因日军袭击而被迫中断学业的事情，但字里行间却无不透露着些许遗憾
在香港得到自我解放的张爱玲，逐渐能够从容看待曾为自己桎梏的上海，以及上海人与上海的生活
她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把上海人与在香港接触到的广东人进行比较，展开讨论，以独树一帜的见解评价了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
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但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而且她以上海人的观点来看香港，为上海人写了一套“香港传奇”，当中包括创作初期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共计七篇
张爱玲于1942年初回到上海，寄住在静安寺路上姑姑的高级公寓中
此时，母亲还在新加坡，由于战争失去了联系迫于生计，爱玲开始像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杂志投寄散文与影评
其中一篇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这是刊载于汉语杂志上翻译后的标题，原题为“Still Alive”）的散文，以外国人看京戏的眼光观察中国的事态，解释说明的语气贯穿全篇
在这篇散文中，有与上海人的视角看香港相似的格式
此后，张爱玲一只积攒未发的中文小说相继刊登在各类杂志上，广受好评
另因她涉及的服饰新颖、步调举止独特，张爱玲瞬间变身为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由此看来，之前所说的张爱玲所描写的男女情感之所以歪曲，其复杂的家庭背景与特殊的成长经历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由于从幼年时期起，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她对母爱的渴望未得到满足，以致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幼小的心灵便已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另外，张爱玲的父亲作为名门少爷、家庭的一员，没有尽到父亲应尽的责任
所以，对接触了要求有鲜明人物形象的西洋文化的张爱玲来说，在自己心中给父亲一个准确的定位难道不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吗？在座谈会等场合下，只要涉及婚姻问题时，她总是回答：“年长十岁左右的男性经验相对丰富，女孩子的话需要单纯一些
”而对于人际交往，她则写道：“我一向是对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
”她的人生中，涉及男女关系的男子有两名，他们都比她年长许多
1944年1月至日本战败期间，与她维持恋爱关系的胡兰成比她长十四岁，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中相识并结为夫妻的德国移民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生于1891年，比她大了将近三十岁
对于她的这种心理状态，若采用心理分析等方法是能够得出独特的结论的
近年来，台湾与香港的研究者也在尝试着进行研究，但笔者力不能及
总而言之，在上海租界与香港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接受了传教体系学校的教育，这样的经历，使她不得不对自己中国传统大家的出身以及中国的传统制度深感厌烦，而张爱玲的父亲就是她所有厌恶的事物的典型代表
她本应与父亲心灵相通，实际上却又处在相对的位置上并且，她也不确定自己的母亲是否能完全接受她
这种爱憎参半的希冀与憧憬不正是张爱玲文学风格形成的根源以及她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吗？ 自幼时便熟读的《红楼梦》对她写作的修辞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到了美国生活，她也没能脱离《红楼梦》对她的影响
她写《红楼梦魇》并不是为了利益，这本书更是她在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故事，如同是她的心灵寄托
张爱玲在散文《诗与胡说》中，对留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周作人、路易士等人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评论，并谈及到自己对中国的爱
爱玲的姑姑说住在哪里都无所谓，但最好是整洁、美丽的国外，而她则不同
她在文中这样写道：“活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可爱：脏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
”她绝不想离开中国
然而，她的这种感性与人生观却不能与当时中国的体制相融合，至少她是这样判断的，所以最终选择了离开
此后居住在美国的研究者夏志清（C.T.Hsia）对张爱玲的文学给予了颇高的评价，也由此掀起了香港、台湾的阅读狂潮
笔者曾在美国的大学偶然见到了数册授课使用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大部分与夏志清有关），其中，作为流亡作家（Exile），专门设立有张爱玲（Eileen Chang）的章节
相比之下，张爱玲到达美国后，尤其在1957年后进行的文学活动，以挖掘和改编曾经的作品为主，稍显寂寥
（赵怡凡 译） 作者简介：池上贞子，1947年出生于日本琦玉县
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学科毕业后，完成东京都立大学硕士课程现为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主攻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