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芙丽涅 热罗姆油画作品 1861年 法国 文︱王文胜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海外华人作家施玮的《叛教者》终于付梓成册了
这部由美国南方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力作耗费了作者十几年的时间，其间作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小说素材中涉及到的神学问题，还去攻读了神学博士
如此敬业的态度，加上作者的文学才华成就了这部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它无疑可谓华语基督教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从题材价值、从其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从中国基督徒群像的塑造等方面来看，《叛教者》的文学价值均不逊色于许地山的中篇小说《玉官》
甚至，如果我们就作者对圣经文学资源的应用、从她探讨基督教中国处境化的深度而言，《叛教者》开拓了华语文学的新空间
本文试图从英雄形象书写、中国基督徒群像塑造和中国基督教教会存在的反思等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个文本对华语文学的贡献
英雄形象书写是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
据学者考证，“英雄”这一概念的形成应该是在“汉末三国时代”，但中国“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的英雄形象书写却并不只是遵循着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而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俄苏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书写，出现了“神化”与“凡俗化”两种都颇为极端的创作倾向
尤其是1949年以来，“神化”英雄的书写更多地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却受到许多文学评论家的诟病
在进一步梳理“神化”英雄这一书写方式的来路时，王一川教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文化角度，即“卡里斯马”原型角度
他指出：“‘卡里斯马’（Charisma）一词，借自西方当代社会学
它原是早期基督教语汇，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本义为神圣的天赋（因蒙受神恩而获得的天赋），指有神助的人物
”并且他还特别提到了西方学者韦伯（Max Weber）和希尔斯(Edward Shils)对“卡里斯马”对理解
让我稍感费解的是王一川教授从韦伯和希尔斯的角度，何以没有注意到“卡里斯马”典型的希伯来文化背景，“卡里斯马”正是《圣经》中“英雄”形象的文学符码？不过王一川教授的这一研究视角倒是帮助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中国新文学以来的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吸纳了《圣经》中的英雄形象书写范式，不过他们在使用这种书写范式时剥离掉了希伯来文化背景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却几乎都没有能够自觉地使用《圣经》所提供的这一书写范式
施玮的《叛教者》弥补了华语文学创作中的这个欠缺，作者熟练地运用了《圣经》中的一些典范场景来展开对李述先的叙事
所谓的“典范场景”（type-scene），即“是一种有意识地采用的惯用手法”
在《圣经》中，“确实有一系列曾经重复出现的叙述性片段，给加诸于不少圣经主人翁的大事业上；这些片段就类似荷马史诗中的典范场景，因为它们也都依附于一套固定的预定题旨的运作上
” 《圣经》中关于英雄叙事的常见典范场景有： 一次不平凡的孕育
英雄的母亲常常在怀上英雄前会有不孕的困扰，经过切切的祷告才有了身孕，如撒母耳、参孙的母亲在成孕以前都有不能生孩子的苦恼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以及不被关注的成长经历
如基甸的出身卑微，而大卫是在家中被忽略的孩子等；一次与上帝相遇、被上帝选中的经历
比如扫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的转变经历并改名为保罗；一位凡夫俗子
圣经中的英雄通常都是有血肉之躯的凡夫俗子，具有人性弱点，并且缺乏成为领袖、成为英雄的主观意志，往往是天突然降大任于斯，他们成为了上帝所使用的人
比如大卫、彼得都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诸如淫乱、背叛等等
《圣经》中典范场景的出现常常暗示人物的身份，而一些例外场景的出现则暗示着人物会有特殊的命运遭际
《叛教者》中作者对李述先（后改为李夜声）的叙述常让我们想起《圣经》中一些熟悉的场景
祷告中的祝平安（李述先的母亲）仿佛是穿越了时空的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她们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长跪不起，祷告求自己的耻辱能够因生子而被洗刷，并承诺献上儿子为祭物
但作者却赋予了祝平安不同于哈拿的例外，包括她丈夫的文化背景（饱读儒家经典的中举官员），她的夫妻关系，她的生育
这样的例外不足以改变李述先英雄的身份，但却暗示了所有这些因素对李述先的影响
小说在对李述先的身份叙述中呈现出了张力，一方面他是必将成为英雄的圣徒，另一方面他又是脱不了儒家文化影响的士子
有意思的是《叛教者》完成的是一个希伯来式的英雄叙事，而英雄主人公却是一位生在中国儒家文化环境中的人物
总体看来，李述先的故事非常符合英雄叙事的典范场景，诸如他在重病以致于快死掉的时候，突然经历了上帝的医治，并改名为李夜声；如他年少时根本不信上帝更不用说有什么宗教热情，但当他被上帝的道吸引愿意悔改和奉献时，他似乎一瞬间就成为了一个具有思想高度、灵性高度的领袖人物
这些都非常能反映出希伯来文化中对英雄的理解，即英雄在于上帝的选择并赋予能力，英雄并不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成长过程经历千辛万苦才得以成为英雄，而往往倒是先被选择出来确定为英雄，然后再将他们放在各种环境中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他们会因人性中的弱点而失足，但不同的是他们会依靠上帝的力量重新站起来，他们会越来越亲近上帝，最终完成上帝的旨意
在这个英雄身上作者着力展示的是并不是他自身的力量，而是上帝将超越性的力量介入一个普通生命后所带来的改变
我还记得当年研究“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思潮时看到的关于梁生宝形象的讨论
梁生宝这一艺术形象受到一些评论家的诟病，其被批评最多的就是这一形象被过于拔高而不合乎真实
现在想来，如果按照圣经中的英雄叙事来看，一个人物能够脱离出身的卑贱而突然成为一个领袖性人物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它却少不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样的故事只有置身在发展出这种英雄观的希伯来文化的立场上中才有可信性
施玮将这一书写范式运用在基督徒形象的文学创作中，既赋予了人物的合理性，也弥补了华文文学在这方面的不足
…… 基督教强调神启，也即强调基督徒对上帝的认知来自上帝自己的启示
而事实上，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常受到外界文化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封建家长制、集权制文化的影响也很容易影响到教会治理，使得基督徒领袖有时被尊崇到不恰当的地步
而一旦这些领袖有软弱失败的地方就会导致许多信徒的信心遭受大的打击，许多人甚至因此背叛上帝，就像《叛教者》中的徐闻音、任崇心等人
这让我们看到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和希望上的信仰其实是何其脆弱，而很多时候，人的信心却免不了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当人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当人们渴望上帝在苦难中向他们显现，而上帝许多时候却选择了默然不语的时候，对信仰的持守的确是过于艰难的事情了
在上帝的超越性面前，人的有限性昭然若揭基督教文学悲悯性的力量，正源于作家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揭示
《叛教者》中包括李夜声在内的人都是有污点的人，按着他们的本样，他们不值得被上帝所爱，然而，就在李如是自己都厌恶自己的污秽时，她却看到了上帝在那里，听到了上帝告诉她他从未离开
李如是在对上帝爱的确定中离开了人世
总体而言，施玮的《叛教者》并不是一部审判叛教者的作品，而是一部从灵性和人性的双重角度来揭示中国基督徒的困境与出路的文学作品，一方面他们是圣徒，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只是一些在现实面前软弱、失败，有各样人性缺点的知识分子，施玮并没有简单化地肯定或否定他们，而是尽可能接近他们、理解他们，同时也审视他们，使得一个又一个基督徒形象都鲜活了起来，弥补了中国新文学在塑造基督徒形象方面的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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