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由“周末才会更新的凡卡君”原创，节选自专业课程论文习作，未经许可，禁止自用，面斥不雅
导读 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传播的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军事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往往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大众传播物相对贫乏的古代封建社会，图书出版活动的社会教化功能与思想宣传效应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影响尤为显著
因此，自图书市场形成后，我国古代各朝对图书的生产和流通均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利用，这就涉及到了图书市场管理问题
图书市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必然产物
我国古代图书生产由来已久，而图书作为文化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据现有历史文献，最早可追溯至两汉时期的“书肆”
西汉扬雄《法言·吾子篇》载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之句，民国学者汪荣宝《法言义疏》对此有“卖书之市，杂然并陈”、“无异于商贾之谓也”之注解
[1]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手工业不断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加之印刷技术的发明、进步及推广，自隋唐后，尤宋元以降，图书出版数量剧增，传播内容多元，交易方式多样，图书市场日益成熟
至明清时期，图书消费需求日盛，版权保护、促销宣传等已为常态，图书市场已然更为成熟，其发展规模远胜想象
图书的生产与流通的不断发展，意味着图书市场交易活动趋向活跃，与此相应的则是历代政府对图书市场的管制的不断加深，其图书市场管理模式与其政治制度、经济形势、文化生态及统治者个人因素等密切相关
自先秦时起，图书出版环境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开放转向秦汉之后的封建社会的专制封闭，从“焚书坑儒”、“火烧阿房宫”到“独尊儒术”，可以说秦汉时期的文化专制思想对后世图书市场管理政策影响深远
两汉政府注重文化教育，推行书籍征购，汉惠帝时解除挟书令，汉武帝时开始重视城市商业发展，由此早期图书市场萌芽“书肆”、“槐市”渐成，政府也设有专人或专门机构监管图书交易活动，简单宽松的图书市场管理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两汉时期图书的生产流通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纸本推广等因素，书肆广泛分布，图书已为常见商品，政府对于图书作用的认识也更为清晰深刻，其市场管理政策开始呈现出两面性特征：一方面通过设肆售书监管图书贸易，同时允许流动贩卖等多样化图书流通方式；另一方面根据政治需要对流通图书内容加以管理和引导，谶纬、宗教、国史类图书成为敏感题材
[3] 隋唐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图书市场更加繁荣，市场管理模式因而逐渐趋向成熟和严格
隋唐政府从维护统治、推行教化出发，多通过法律手段控制图书内容，限制民间出版发展，鼓励儒学、宗教经典的流通，禁止伪书、匿名书、私史、星象、占卜、图谶、军事等类图书出版，查禁范围更广，惩处力度极严
同时，对署名权（以“物勒工名”行之，同时出现相关署名权纠纷案件）、版权侵权也作出了规定；通过行政手段筹措出版经费，颁发官方标准样式，开始注重书价、稿酬（谓之“润笔”）等问题，图书交易实行优质优价，确保市场图书质量，唐代图书交易甚至可以“钱货兼用”；通过经济手段制定税收制度，以“市牙印纸”（即今发票）的形式规定书商定期交税，严格管理书肆贸易
[4]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文化科技繁荣，图书的社会影响日益显著，政府在继承隋唐图书市场准入、内容管控等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更为严整的图书市场管理模式
宋代政府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地对图书市场进行管控，通过“禁印令”、事先审阅、事后查验、奖励检举等形式全程监管图书流通，通过专卖、商税及行会等商事制度规范图书交易市场，通过“立法禁戢”打击非法刻印售卖行为，尤其重视惩处改编、盗印、翻印等著作权侵权行为
[5]元代异族统治下的宽松政治氛围营造了相对良好的图书市场环境，通俗图书市场进一步繁荣，其市场管理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即图书出版发行须逐级呈请、审核批准
[6] 明清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君主专制、商品市场、市民社会此时均已体现出一定的成熟性，图书出版主体、印刷技术、品类体式、流通方式等开始出现近代性萌芽，然而明清两代图书市场管理模式虽各有提升，但仍然具有无法摆脱“政治先行”的前朝惯例，以残酷保守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中心的市场管理理念对两朝图书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民间）图书市场管理整体上相对宽松，呈现出显明的前后分期特征，政策缺乏连续性
明初力主文治，通过征购编撰图书、免除书籍笔墨税、改变工匠役制等政策力量鼓励图书出版流通，同时以几乎无异于前朝的内容管制引导图书市场的经营、消费方向
明廷中后期统治日趋腐朽僵化，图书市场规制有所松动，较少的政府主动干涉促使图书生产、流通迎来提升契机，图书市场进一步繁荣
[7]然也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早期的图书市场激励政策难以有效执行，自由竞争之下的逐利行为使得图书编校质量日趋低劣、版权生态日益恶化
同时，财政危机之下，明廷强化占籍、保状、路引等制度，钞关税、商税等税目由简入繁，税额日增，对图书市场产生了消极影响
[8i]明初之后，朝廷除诏令指示外，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很少主动规范出版发行市场，仅有几次关注书坊火灾、校对质量与市场书价的行为见诸史料
[9] 清代中前期封建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厉行思想文化专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书市场体系与管理模式
清廷频兴文字狱，寓禁于征，寓禁于撰，力推图书禁毁，对图书市场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模式，通过诏谕禁令全面指导干涉图书市场（尤其是地方坊刻）的备案、刊印、发行及版权保护活动，严控图书市场成为常态化、持续性的意识形态干预措施
图书专制化管理模式限制了图书市场的多元自由发展，清代学者唯有潜心训诂，整理古籍，由此刻书藏书盛行，名家名著辈出，在商品经济与印刷技术助推之下，图书市场未衰反荣
[10] 综上所述，自西汉末期图书贸易萌芽以来，古代图书市场日益成熟，历朝政府对图书的价值认识逐渐增强，对图书市场的管理虽松紧不一，但整体上还是不断强化
同时，管理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继承性，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历朝图书市场管理模式并未因其市场成熟度的提升而产生太大差异：各朝图书出版均有较为一致的内容限制，呈现出以维护统治秩序为核心要义的压制与宽松并重的局面，同时版权保护、出版审查等理念已见雏形
各朝在管理体制、内容管控、市场准入、版权保护、经营规范等方面的管理实践日益丰富，探索出了一条由最初的单一行政手段到行政、经济及法律手法并用的市场综合管理模式，对于当代图书市场管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纵观历朝图书市场管理的实际效果，官刻市场凭借政策优势长时以来未见其衰，而私刻坊刻所主导的民间市场在各朝官刻市场不同程度的挤压之下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其市场占有率与社会影响力不断攀升
自汉唐时期的官方出版主导，到宋元时期的官刻、坊刻、私刻的三足鼎立，再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后）坊刻、私刻市场盛况空前，这不是昭示政府图书市场管理机制的失灵，而是提醒我们：成熟的图书市场的历史演进不会以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为转移
[11]同时，从图书市场发展轨迹来看，在管理机制僵化保守的条件下，图书市场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对于印刷技术、出版产业与社会文化的提升效应，远胜政府对图书市场宏观管理
因此，对于图书市场管理来说，灵活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宽松的市场自由竞争不可偏废一方
明代中期以后，在一个急遽商品化的图书经济体系中，专制僵化的国家文化管理机器对民间图书贸易已经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
[12]市场化图书出版机制，似乎更能在需求与生产之间创造更多的价值，即使在“文化恐怖”下的清代康乾时期，民间出版业依然不可阻挡地超越了明代
可见，图书商业浪潮既直接推动了图书设计印刷技术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大众文化传播普及与社会变迁，这同时也培育了图书消费市场，构成了文化传播与商业繁荣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法言义疏（上）》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190-193页 [3] 周少川等：《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427-433页 [4] 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467-471页 [5] 刘项育：《宋代文化市场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38-43页 [6] 孙永芝：《元代政府对图书出版业的管理》
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8-11页 [7] 张献忠：《明代商业出版的历史定位及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8] 郭三琴：《明代文化政策研究》
青岛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54-56页 [9] 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上）》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18-20页 [10] 江凌：《试论清代前中期的出版文化环境》，《出版科学》2010年第1期 [11] 张献忠：《明代商业出版的历史定位及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2] [加]卜正民著，孙竟昊译：《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与图书贸易》，《史林》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