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试验区位于贵州西北部，辖6县3区，土地面积26853平方公里，其中高原山区面积占93.3%，人口836万，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3%
建立毕节试验区是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为解决贫困岩溶山区经济落后、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世界性难题而作出的战略决策
为贵州省、中国乃至世界同类地区有效解决经济、环境、人口等恶性循环问题提供示范性经验和理论，也为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奠定了实证基础
1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要不断地克服改造中的负面效益，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按生态规律办事，建立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实现生态系统的最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要求发展生态经济，建立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和社会平衡，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摆在首位，在维持自然界再生产的基础上考虑经济的再生产，社会的再生产，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同步发展
生态文明包括生产、生活与生态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其中良好的生态是基础，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生态文明的具体内容
2“贫困的恶性循环”与生态文明建设之“毕节模式”
2.1欠发达地区“贫困的恶性循环” 贫困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并且具有传递性，从而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解决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贫困问题上，经济学家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他认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特别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资本匮乏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陷于持久贫困的根本原因
要突破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在经济中注入大量资本
其客观之处在于——资本匮乏与普遍贫困是共生现象，资本不足也是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经济发展软环境差，贫困面大，人口膨胀，生态脆弱或恶化的地区，注入资本，缺乏利益诱导机制
事实上，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试图通过大量的资本注入来解决贫困问题，但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人口膨胀、生态恶化，陷入另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毕节地区是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贫困山区，也是全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曾是毕节地区的真实写照
联合国有关机构曾将毕节地区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喀斯特地区
由于各种原因，毕节地区农村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耕地紧张并且持续减少，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导致人口、粮食、生态恶性循环
1987年全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84元，年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人口密度为257人/平方公里，贫困人口312.2万,森林覆盖率仅为8.9%，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1.29‰，各项经济指标均处于全省挂末位置
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教育的发展不平衡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社会发展失去了应有的本义
2.2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之“毕节模式” 生态文明是针对当前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出现的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口过量增长、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
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整个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毕节试验区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典型模式，它建立时主题就非常明确，即“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
”24年来，毕节试验区以改善生态，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与修复工作，有效地改变了经济落后、生态恶化的状况，为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到2011年，毕节试验区生产总值增长41倍，财政收入增长9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倍，经济社会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到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巨变
同时，在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真正起到了“作示范，探路子”的作用，受到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及全国各大媒体的一致好评，被誉为欠发达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科学发展的“毕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