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建设与具体实施，需要寻找到契合当下文化特点与环境的具体语境。而“两种文化”的视域正是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难以逾越的现实文化语境。所谓“两种文化”，借用斯诺的界定，是指“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1]
“两种文化”的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因为无论是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理解，还是对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分析，均存在有待修正的若个偏差。就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理解而言，一方面，侧重于文化哲学大而全的理论架设，将生态文化的现实追求消解在浩瀚无边的文化海洋里。另一方面，侧重于生态环境小而精的规划与设计，将生态文化的宏观瞻望疲惫于形色多样的生态现实。如果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显然前者侧重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操守；后者侧重于科学知识分子的现实建构。就对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分析来看，所谓的“生态”与环境生态趋同，未能较大限度地突出生态文化的文化意义。将此个案分析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笔者发现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天平上，无意识地向科学文化的一端倾斜。即使是对人文文化的理解，也存在窄化为民俗文化的嫌疑。可见，当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十分有必要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之中，并深化对“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理论理解与逻辑分析，从而更好地在具体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建构并逐步完善生态文化的核心理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一
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是对当下生态文化理念的具体实践。其理论建构既要考虑到鄱阳湖文化生态的现状，又要兼顾生态文化的基本理论与原则。所以，在讨论与建构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时候，必须清楚地了解生态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水平，同时，要熟悉鄱阳湖当下的文化现状，并寻找到其生态文化建设的可行性依据。相比较而言，前者是重要的理论基础，后者是生态文化理论的具体化。但在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方面，两者却产生明显的脱节。目前，关于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纯粹理论研究，较为稀缺。或许，人们潜意识中已经将生态文化的理论直接等同于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从而导致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基本上宽泛为一种文化哲学，没有顾及到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定位。而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的现状研究，更是滑向了纯粹的民俗特色文化分析或特色文化产业建设。前者有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傩文化数字化保方面的研究；后者有对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品牌方面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提出，“江西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部崛起新跨越的发展进程中，必须重视餐饮业的发展，加强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建设，促进餐饮业又好又快发展，使之成为江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新助力。”[2]此举固然注意到了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定位，却又有可能忽视鄱阳湖文化建设中生态取向的人文意义。
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落脚点，应该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因为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服务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其理论上应该重视文化独特属性，尤其是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效能应该得到张扬。所以，从理论上分析，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响应与监督。作为一种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最大的特点当然是经济区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核心是顾及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文化的层面，表征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和谐共处问题。所以，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建设，有必要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来。因为，从“两种文化”到生态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直接表现为技术的异化和人类价值观的扭曲，间接学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3]显然，“两种文化”问题是生态文化出现与发展的文化背景，也应该是鄱阳湖生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