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以“二重证据法”概括王国维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贡献
但有意思的是，对王国维有深入理解的陈寅恪不是以“二重证据”，而是以“三重证明”来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陈寅恪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
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里的“三重证明”更能全面评价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于“二重证据”之外，陈寅恪更注意王国维在吸取异民族史料与汉民族史料相互印证，吸取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互发明等方面取得的历史贡献
“二重证据”决不仅仅是考据证明的乾嘉余绪，而是融入新的思想观念和“世界目光”审视下的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
事实上王国维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哲学起步的，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是《哲学辨惑》（1903年），年轻的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和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与哲学的人，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深受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启发的
《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他将文学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哲学、伦理学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与观察视角，使古典文学研究从经院考据和即兴式欣赏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品格与气象
王国维自谓《红楼梦评论》，其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在王氏看来，《红楼梦》是“宇宙之大著述”，是“悲剧中之悲剧”，以悲剧看待《红楼梦》体现出迥异于传统的学术眼光，也是为现代红学作了精神的奠基
《人间词话》“境界说”的提出，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等文学思想中，都明显看出“中学西学”“互相推助”的印记
虽然王国维后来深深受困于“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庵文集续篇·自序二》），学术兴趣渐渐“移于文学”，辛亥革命以后，更是专注于以“二重证据”为特征的历史学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看到王国维深刻的理论意识和“小处见大”的学术眼光
以《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为例，王国维把殷卜辞中的“王亥”，与《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的“王亥”比较，认为王亥实为殷人先公
《世本》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之“振”、《汉书》之“垓”，实为一人
从这样的考据出发，甲骨文字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字学的，而是历史学的，王国维的考据证明了《史记》中殷商世系的记载不是“传闻”，而是“信史”，由此得出以往不被人重视的著作如《山海经》、《天问》、《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竹书纪年》等的历史价值，“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古史新证》）
陈寅恪先生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王国维从一个普通的甲骨文字的辨识出发，转入对一个殷商先公的考察，继而引申到对殷商先王世系的认识，推及到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认识以及殷周典章与文化制度的探究，虽然这是典型的纸上材料与地下文献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但是这里仍然包含了超迈常人的学术见识和理论境界，“二重证据”的历史收获是以跨越民族本位的立场和融汇中西的视野为基础的，这绝非一般琐屑之考据者所能达到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王国维“二重证据”的学术成就时，不能忘记他早期对哲学对理论所作的深入研究
“二重”与“三重”虽是一字之差，却有着学术境界的重要区别 王国维国学修养深厚，同时学术视野远大，见识卓越
他熟谙传统，也深知“治旧学者”之弊：“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愚疏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不过如商彝周鼎，借饰观瞻而已
”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接受外来哲学与文学思想浸染的青年一代，以为“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旧者矣”（《教育小言十则》）
王国维并不像一般意义的坚守传统的文化遗民一样表现出对西方与现代思想的排斥，相反却对国学研究的复兴寄希望于引入西方先进的文学与哲学思想
王国维固然坚持民族文化立场，但是他却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的进步理论，他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不是把新学旧学、中学西学、有用之学无用之学对立起来，而是融汇一起泯灭界限消除滞碍，尤其是他认为中学西学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化合”，一盛俱盛，一衰俱衰，共同发展，这在20世纪初新学旧学、中学西学正处于艰难磨合期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充分展示了他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开启风气的大师风采
陈寅恪先生提倡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学术主张和中西古今相互“打通”的学术精神，都明显看出王国维深刻的影响
“三重证明”超出了对王国维个人学术的评判意义，而具有对20世纪学术史的总结意义，所以陈寅恪认为王国维“释证”、“补正”、“参证”的三类著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出三类之外
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之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20世纪学术的重要突破，一是新的资料的发现与解读，以新材料发现为基础的敦煌学、甲骨学、档案学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术领域;二是新的学科的建立与拓展，学术突破了传统经史学科的限制，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美学等一列新学科的建立丰富了20世纪的学术殿堂;三是新的理论与观念的引进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哲学、实验主义、存在主义等诸多思想应用于传统文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在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者行列中，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闻一多、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郭沫若、钱锺书等等，无不受到新的学术思潮和理论的影响，无不具有学术方法的创新，比起新资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更刺激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如果说新资料的发现还带有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偶然因素的话，理论批评的广泛运用却是历史的必然和自觉选择
而在20世纪学术取得成就的各个方面，“人们处处会发现王国维”（刘《王国维评传》），因此既应该注重王国维“二重证据”的学术贡献，也应注意他“转移风气”意义的哲学突破和理论建树，这正是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三重证明”的意义所在
无论是“二重证据”，还是“三重证明”，对当下的古典文学研究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1990年以来中国学术发生了重要转向，思想的锋芒渐趋收敛，理论的热闹归于沉寂，代之而起的是国学研究的兴盛，考据手段的普遍运用和学术规范的强化
本来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热闹非凡也颇有些浮躁的理论界，提倡务实的沉潜的合乎规范的科学精神，是应当的，是符合学术发展方向和历史趋势的
但是，常常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对理论与方法的躁进批判的同时，轻视理论忽略问题的倾向也渐渐增长
许多场合一些人把哲学与理论的运用描绘得相当不堪，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仿佛成了浅薄与浮躁的同义词，甚至于在80年代理论盛行时颇为热闹的一些学者，也没有了当初雄睨天下的自信，而矮子看戏，随人短长，虽然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却也曰考曰证，好像一下子变得深刻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思想来路与精神出处
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往往只注意其“二重证据”的历史成就，而忽略了其贯通中西融汇古今的创新精神，忽略了“二重证据”取得的学术突破是以“取异族之故书”和“取外来之观念”的开阔意识和理论境界为前提的
80 年代以思想解放为特征的理论启蒙运动，尽管留有许多遗憾，但是这场理论启蒙的背景是由于“十年动乱”的思想禁锢而引发的，正因为理论启蒙廓清了前行的道路，我们才能重提乾嘉，重提考据，重提规范，重新提起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钱锺书等一系列学术大师的学术贡献
应该看到，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 80年代各种思想、方法、理论的引进，仿佛一个经历了长时间饥饿的人，突然有了大量的食物，表现得相当地饕餮，一时间狼吞虎咽，饥不择食，理论阐释中的粗疏简单常常为人所诟病
但是这仍然不是学术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淡化甚至放弃理论的理由，恰恰相反，理论阐释的简单粗疏正说明理论研究应当坚持下去深入下去，使之更精细化更科学化，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坚实厚重的文献考据，更有超乎常人的理论见识和思想洞察力
理论意识的淡化带给文学研究的弊端是问题意识的缺乏，以古典文学的研究为例，在各种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主题相近观点相近材料相近甚至于语言都相近的所谓研究，许多80年代甚至是50、60年代早已熟知的问题，诸如某某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某某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某某时代的艺术成就等等，早已是老生常谈，而在一些研究文章里仍然谈论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
在人人讨伐学术失范的时候，不应忘记平庸与重复比起学术的失范更有害于学术的进步
许多学术的失范表现为技术层面，而问题意识的匮乏带来的无意义的重复则表现为学术的精神空虚
晚明时期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顾宪成、顾允成等人曾经激烈地批判当时讲学之弊：“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
”（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卷六十）这样的批评用来评论一些扎堆式的所谓研究也颇有道理
唯以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文章为目的，全然没有问题意识创新精神，虽然造成了数量激增的假象，却不能掩盖质量的平庸和贫弱
古人论学以识见为第一要义，识见即是观察能力、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和预见能力，即是一个学者的哲学修养和理论视野，也就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识见在学术研究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使是考据之学，也应以足够的识见为前提
热衷考据的学者好言乾嘉，其实乾嘉一代学者不仅仅是提倡“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考据规范，更有立足小学通经明道的问题意识
戴震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戴震文集》卷十）乾嘉朴学之所以以小学考据为根基，从文字到语言，从语言再到“圣贤心志”，其目的还在于对精神的追求对道的关心，考据承载着乾嘉学者通经明史的精神关注，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考证手段
乾嘉的这种精神也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一代学者所继承
钱穆先生著作宏富而又精于考据，而他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始终贯穿着复兴中国学术传统和活泼精神的使命
在他看来，“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有承担使命与关怀，学术研究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有生命力，没有问题意识的研究和考证，至多是少部分人的文字游戏，却是真正的学术空疏
当然所谓理论所谓问题，应当是以知识与学问为基础的
离开知识基础的所谓理论创新，理论会变成空理论，问题会变成伪问题
张舜徽先生批评李贽：“史识极高，议论有绝佳处，所憾他读书不多，见人不广，识有余，而学不足以相济
”（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识见是第一要义，但这样的识见，应当是学识相埒，以“学”养的“识”，否则“识”就演化成了空论
80年代的理论热方法热，也确实有“识有余而学不足以相济”的遗憾
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从理论追求中淡出，而应成为深化理论的理由
王国维的“三重证明”留给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第一，文学批评应当有新的学术眼光，无论是新材料的发现，还是传统材料的开掘都是如此
同是国学大师，同样面对甲骨史料，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的历史研究方法，而章太炎则根本否认甲骨文存在的意义
第二，文学批评应当提倡新的学术方法和新的学科的运用，不仅注意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也应注意超越民族的语言文化研究;不仅注重本学科的研究，也应注重多学科研究手段的运用
第三，文学批评需要新的理论和思想的支持，善于吸取外来先进的思想观念，在比较中发现新的问题，从而使古典文学的研究具有新鲜的气象
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意识是不能淡化的，这在今天具有特殊意义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20世纪的前贤们已经作了许多努力，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道路，至少不应倒退
原载：文学遗产 200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