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缺乏同情心
中华帝国广大民众陷入极度贫困生活之中，他们始终为求生存而奋斗，因而对种种可想而知而令人同情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
中国人对残疾人的态度很能说明缺乏同情心，人们对盲人、聋子、秃子、跛子、斜眼都要避之惟恐不及。中国人对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也口无遮拦。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同样也表现在迎亲时对待新嫁娘的方式上。新娘年纪往往都很轻，腼腆害羞，突然落在一群陌生人中间难免非常恐惧。尽管各地风俗不同，但这可怜的小女孩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什么感受，却无人理会。
中国缺乏同情心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家庭关系总体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幸福，究其原因是缺少感情上的和谐。中国的女孩子一出生就在不同程度上受人嫌弃。这种遭遇对他们一生的命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有关中国儿媳妇蒙受的苦难写起来可以独立成章。买卖妇女和儿童的现象在中国不限于只有灾荒严重的年份，只是遇到这种年份更是司空见惯罢了。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谁也不愿帮助他人。这一特点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一般对落水的人都是见死不救的，这使外国人感到很吃惊。应该理解，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其实有的情况下人命一钱不值。太平天国时期，陌生人一旦受到怀疑，就要被抓，受到严刑拷问。回答不能令抓他的人满意，就要遭殃。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往往漠不关心，这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难以见到的现象。孩子受到家长和老师的体罚比比皆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还表现刑罚制度上。根据大清帝国刑典很不容易确定哪是合法，哪是违法。中国有些地方还有强迫寡妇殉夫的陋习。
中国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中国最需要的恰恰是要有更多的同情，对儿童的同情，对妻子和母亲的同情，对残疾人的同情，对嫌疑犯的同情等。
二十二．社会风暴
中国人爱大喊大叫发号施令或责难他人，积习难改。中国人骂人的工夫已炉火纯青，争吵时一张口，污言秽语就如污秽的流水，滔滔不绝，在这方面英语甘拜下风。中国人骂到激烈时就会动起手来，扭打到高潮时，最拿手的就是揪住对方的辫子，尽量多拔下对手的头发。中国人骂起来有个古怪的特点，他们认为直接咒骂对方本人的过错不算是真功夫，要骂就要骂他的卑鄙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
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机器，随时都会发出刺耳的嘎嘎声，有时在某种压力下，还要弯曲。就像人体，中国的整体有一些小小的容器，里面装着润滑液，在紧要的时间和地点滴下一滴。
中国人尊重法律，即使法律不值得尊重。在所有亚洲民族中，中国人也许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得让他们习惯了，就万无一失了。
二十三．责任与守法
在中国年长者对年幼者有直接的也是绝对的影响。邻里间的责任仅次于家庭成员间。其理论基础就是，善恶会相互感染。“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称心合意的好邻居。除了邻里，村里的保甲也要承担责任。知县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了，他是治下百姓的老虎，又是上级的老鼠。
地方官员有不端行为可能获罪，也可能逍遥法外。但要是自己辖区内出了无法避免的大事，免不了要丢乌纱帽的。
中国一级一级相对负责。至于这种责任制度如何在各级官员中运行，就不必细说了。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逃脱不了承担应负的责任。常常有皇帝下发诏书，向上天坦承自己的过失，把发生洪水、饥荒、暴乱等天灾人祸的责任承担下来，乞求上苍宽恕。
中国共同责任的论说中有一个方面，那就是一人犯罪，满门抄斩。这与西方思想标准最为抵触。中国人天生就守规矩，究竟是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形成的，还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不得而知。
二十四．相互猜疑
中国长期盛行猜疑。首先引起外人注意的例子便是各地城市周围的那些高耸的城墙。这个帝国之所以构筑那么多的城墙，完全是政府出于对人民的不信任。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百姓之父，皇帝下属叫父母官，但彼此都很清楚，这些像加减法一样，纯属书面用语，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实际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
中国人的房屋也围着高墙，这也说明中国人的猜疑心理。
据说中国人互不信任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不了解，二是因为太了解。有句谚语：“一人不入庙，两人不窥井”。因为庙里的和尚见你孤单一人会趁机谋财害命。两个人一起打水时，要是其中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或者看中你的某样东西，可能趁机把你推入井里。中国还有谚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些充满智慧的格言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真理。
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中可以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相互猜疑的例子。中国政府的结构同样不乏缺乏相互信任的例证。当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同时在高层的政府机构里合作时，必然会产生互不信任的现象。
相互猜疑在官方生活中也有所反映。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因为下级是对手。下级对上级也猜疑，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调走。政府采取普遍的怀疑态度来否定一切社团，认为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
这种强大的相互猜疑习性，强化了中国人先天的保守，阻碍了新事物的应用。中国人对外国人抱有很深的猜疑。中国是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人人自危。无穷的轻信和猜疑是这些可怕谣言产生和滋长的土壤。避免这些事发生的最好办法是，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真诚地祝福中国人。
二十五．诚信的缺失
“信”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末(仁义礼智信)。事实上，“信”在中国的美德中可能确实位列末尾。中国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的表现，往往与诚信背道而驰。那些细心研读过《四书五经》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其隐晦曲折、含糊其词、虚情假意的含义来。
《论语·阳货》记载，孺悲想见孔子，孔子借口自己生病，拒绝接待。传话的人刚走到门口，孔子便把琴拿下来，边弹边唱，好让孺悲听到。孔子的目的是避免引起不愉快，他不想见这类人，便采取了非常典型的中国做法。《孟子·公孙丑下》也记载孟子学孔子的样。后代的儒家们从不谈这几件事。
我们提到这些，只是要人们记住：不尊重史实，这种缺陷不仅在儒家学说注释上存在，孔子本人也有所表现。《春秋》这部编年史写的非常简洁，不但如此，还闪烁其辞，容易使人误解。《春秋》问世100年后，公羊评论它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真实性即儒家所说的“诚”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大原则，但《春秋》还是对他的同胞和他人隐瞒了真相。
中国人日常的言谈中，缺乏真诚，虽然还不能说落到虚情假意，令人愤慨的地步，但也足以让人感到真假难辨了。在中国最难的是获得真相。很少有中国人守约。这与他们误解的天性和缺乏时间观念有关。
中国人对小孩子的所作所为，最能看出他们天生就缺乏诚信这一特点。家长和学校教导孩子虚伪，但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礼节流于形式，失之虚伪。在中国与虚假的谦让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
一个人只要有必备的知识，就可以写出一大卷有关中国人敲诈勒索贪污的十分有趣的书。在这个帝国，上自坐龙椅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敲诈勒索之风，人人遍及。这个体系极为恶毒，极为堕落，很难想出个根除它的办法，除非对整个帝国做彻底的改造。
据我们所知，清廷无疑是我们所讨论的弄虚作假这一特点的最大的范例。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中国官员与百姓的全部关系中，可以说，都能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各级官员源源不断地颁布的告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证。在这些处处可见的冠冕堂皇的告示中，内容包罗万象，措词滴水不漏，缺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命令原本就不想付之实施。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就象卢梭的《忏悔录》，不乏极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
中国人聪明能干，他们的知识足以满足种种需要，中国不缺各类人才，若是没有相互的信任，缺了以真诚的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振兴帝国就成了空谈。
二十六．信仰混乱
西方人在阅读儒家经典时，免不了觉得这些学说空洞幼稚。但凡致力于研究历史的人，但凡富有洞察力而了解人性的人，一想到中国的道德从古至今对民众产生的神奇约束力，无不肃然起敬。逐年的科举考试要求生员写文章引经据典，这样可使民众的思想划一，达到令人叹服的程度，给人带来强大的动力，让每位考生都把政府的稳定看做是自己成功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这正是中国人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所有的神可以说都是死了的人，从而或许可以从祖先崇拜进一步推断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就整体而言，中国人是多神论者。任何一种神，只要能在某个特定方面起到有利于人的影响，无不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人从不对自己所信奉的神刨根问底。
佛教吞了道教，道教吞了佛教，最后都被儒教吞了，结果成了三教合一。天界里的权威不是固定不变的，显得很混乱，孔子、老子、如来，相安无事，但中国人怎么也不明白，两种信仰怎么就会相互排斥呢？他们根本不知道逻辑矛盾的说法，更不太理会。他们本能地学会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可以不顾两者的差别，硬拉到一起。
这种机械结合起来的结果，首先是违背了中国人讲秩序的天性(虽然官员等级森严，人也分为十等)。另外，就是把人的道德本性贬的很低，这种现象很符合劣币驱逐良币这条规律(经济术语，原意指人们都把好的钱币藏起来，把坏的拿出来用，这样市场上流通的就都是坏的了)。
中国人崇拜神又忽视神。孔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不祭也无碍。拜神如神来，不拜也不怪”。中国人心目中缺乏庄严感，不懂得得体就谈不上庄严。
中国人祭神，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就是交易。供奉多少也得得到多少。如同西方的保险制度，祭神也是一种较好的保平安的方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使没有神，也没有什么害处。
中国人做买卖时一心想着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他们同样也想与另一个世界的神交易时得到好处，也就是祈求神赐福。
灶神爷每年末都要上天报告这家人的所作所为，但是大家事先用很粘的糖黏住了他的嘴巴，防止他上天告状。这是中国人所说的人定胜天的典型事例。
儒家学说的种种不足，使之还不能成为中国应有的宗教。我们仅举几例，儒学对人的灵魂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这使得外国人十分困惑；儒学认可多神论；允许并容忍一夫多妻；孔子对古代制度的立场反复无常，把伦理和外在的仪式混为一谈，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的得心应手的手段；个人榜样的影响被夸大了，孔子本人就是极好的例子。
儒家学说中，社会生活是种暴政体制，妇女是奴隶，孩子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处于臣属地位。祖先崇拜没有任何伦理价值，也缺乏关于永恒的明确概念。
二十七．现状与需要
我们愿意相信，儒学造成了许多道德高尚的人。既然有那么出色的道德体系，这样的期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真的会有大规模造就出具有同样道德高尚的人来吗？从以下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人的真实品德来：他与自己的关系怎么样？他与同伴的关系怎么样？他与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关系怎么样？通过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对他的性格作出正确界定。至此，那些沿着我们的思路进行思考的读者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已了然于心了：中国人对人、对己都缺乏真诚，对别人缺乏利他主义，他们对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社会就象中国的一些风景区，远看风光迷人，近看则破破烂烂，颇多可憎之处，且臭气熏天。根本找不到一张能客观反映中国景色的照片，因为垃圾和臭味被有意不照上去。
我们很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上述弊端在西方同样存在，但每个西方国家面对着的是未来黎明前的曙光，而中国时时处处面对着的是遥远的过去的黑暗。
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
作者简介
亚瑟• 亨 • 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1845-1932）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中国问题专家，作家。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推动者之一。
史密斯1872年与妻子来华，先后在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从事布道、赈灾、慈善、医药、教育等活动，先后建立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在中国居住长达五十多年，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1906年3月6日，史密斯等人在白宫向美国总统西奥多 • 罗斯福建议，将清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以部分退还方式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从而建立了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等。并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史密斯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
《中国人的素质》一书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先后译成法、德、日等多国文字，使史密斯在国际上得享盛名。
《中国人的素质》对中国人的素质、性格进行了全景式总结，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不乏真知灼见。（本文摘选自《中国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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