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我国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我国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历经30年的改革探索，是同步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发展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变迁体现了就业保障制度从城乡分割、区别对待到统筹城乡、公平对待的发展路径和政策价值取向
这样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在不同时期，政府、市场和农民工不同的利益阶层对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变迁的影响是不同的
农民工进城从限制流动到现在的鼓励支持的整个历程中，尽管政府已经注重对待农民工要公平公正，但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城市失业和就业压力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也在遭遇不断的挑战，统筹城乡的就业保障制度也尚未建立，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农民工在城市仍旧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待遇和权利
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低、就业能力弱，因此他们一般都从事苦、累、脏，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工作，经常遭受歧视，合法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诸多困难使得农民工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极易酿成社会风险
同时，近年来我国失地农民逐年增多，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些群体中大多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如果需要自谋职业就非常困难
面对不断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完善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加强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条龙服务以及就业过程中的权益保障，从而加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全风险，使得政府的制度安排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制约我国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的因素分析
1、制度创新成本高
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主要是由国家政府来推动的
一旦制度创新的成本大于收益或收益长期滞后于成本，制度创新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① 制度设计成本
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设计保障项目，这其中可以聘请熟练精通的专业人才，也可以从就业保障项目内容相关的各部门抽取精英成立专门的设计小组，但无论是哪种组建形式，都需要经过调查、研究、总计，分析等一系列制度设计过程，这些都需要必要的人力资源成本和调查研究费用
② 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
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变迁同样如此
社会保障和权益保障一向被看为是城镇居民的当然福利，而农民工进城就业，就业权益保障的重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事实上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主要是让企业为农民工承担缴费义务、规范劳动合同和给予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等的薪资待遇和休假等福利，这很明显的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和劳动生产成本
因此，原来的受益主体因受到直接经济损害自然而然地会规避承担他们义务和责任，成为制度变迁的阻碍因素
③ 实施过程中的成本
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政府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就业保障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都需要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和就业保障，同时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
这些公共就业服务的供给都需要扩大政府用于就业保障的社会性支出以实现供给均衡，这又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成本
另外，制度创新的成本还包括一些随机成本和改革创新主体的政治成本和精神成本，例如政治成本是制度改革的创新主体，在改革过程中，组织或个人会因为制度改革给其他利益主体带来利益损失而冒着权力削弱或丧失的政治风险；精神成本则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改革对各利益主体造成的精神上如紧张、失落等悲观情绪
2、各利益主体意识刚性
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个人，由于传统制度安排的约束和现实经济条件的制约，各利益主体的传统思想意识观念比较顽固，在对待农民工的就业保障问题上存在意识刚性：
① 地方政府方面的认识偏差
从2000年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经济开始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这时国家才大力鼓励支持农民工进城就业，同时提出要公平公正对待进城农民工
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他们一方面认为农民工进城就业是暂时性的，等他们年老时最好是回到农村养老和生活，这种观点不仅不利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背离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正常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对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服务管理中同时存在“承认贡献性”和“拒绝参与性”的观念意识，即政府既承认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过分强调农民工给城市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很少意识到农民工也是城市的社会成员，同城镇居民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