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
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
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心。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
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
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