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素养是翻译的一道坎 ——访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兼《外国文艺》杂志主编吴洪 《文汇报》 2015年12月28日 ■本报记者 蒋楚婷 在学习如何阅读时,学识固然宝贵,但不及本能重要


就像这次译文点评里举出的例子那样:MYGOD!MYGREAT-GRANDFATHER!MYUNCLE!MYENEMY!MYBROTHER!MYIMBECILE BROTHER!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照直译成:“我的上帝!我的曾祖父!我的叔叔!我的敌人!我的兄弟!我的傻瓜兄弟!”对照英文看译文,似乎都译对了;但离开原文后,读者看到这样的译文又怎么能够理解?其实,这些感叹语是表达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做比较时的某种心情或感受,也许是惊奇,也许是赞叹,也许是鄙视,也许是忿怒,等等


我们是否可以选择对应这些意思的中文来译呢?比如:“顶礼膜拜!祖师爷级!棋逢对手!不分伯仲!低能庸才!”——两种译法孰优孰劣,顿分经纬


“阅读即是解读,因为世上没有两个人的经历完全相同

糟糕的读者就像糟糕的译者:在该按大意译时却抠字面,该抠字面时却按大意译


在学习如何阅读时,学识固然宝贵,但不及本能重要
有些饱学之士偏偏是蹩脚的译者

”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W·H·奥登的这段话谈论的是阅读,却也折射出翻译的诸多问题


这段话出自奥登散文集《染匠之手》的序章“阅读”,此次CASIO杯翻译竞赛的英文原文即选自“阅读”的第一段落


奥登用隐约相连的警句隽语描摹阅读的方方面面,轻盈、清澈、亲切,完全体现他作为二十世纪最受推崇诗人之一的无往不利的文思和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


与之相应的,本次竞赛的俄语翻译,原文选自俄罗斯作家叶尔马科夫·德米特里·阿纳多利耶维奇刊登于《我们现代人》杂志的短篇小说,作者现为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曾获“В·舒克申”文学奖


小说述说了季莫费耶夫卡的村民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乡村入侵者的反抗,对旧日生活的缅怀,以及深藏于心底的对美好家园的捍卫的故事


由于与沪江网联合进行预热,本届竞赛所收到的稿件创历届之最,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九份


其中,英语组八百三十八份,俄语组一百九十一份

然而,一等奖仍是空缺,无论是英语组还是俄语组,评委都没有找到非常满意的译作


这至少说明,数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高,翻译人才的紧缺、译著水平的下滑似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社会上对“烂译”的吐槽也不绝于耳


那么,作为旨在培养翻译兴趣、发掘翻译人才、已经举办了十二年的CASIO杯翻译竞赛的主办方,对此现状又是怎么看的呢?日前,记者采访了CASIO杯翻译竞赛的资深评委、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兼《外国文艺》杂志的主编吴洪


中文能力决定译文的高下 读书:从人数上说,这次翻译竞赛是创了新高;但从质量上说,这次一等奖又是空缺,这已经是连续两届一等奖空缺,您能分析一下这一状况吗? 吴洪:一等奖的空缺实际上已经成了“常态”


十二届的赛事,产生一等奖的次数屈指可数
有一届的一等奖还是在评委们“怜悯心”的驱使下硬给的

究其原因,一是参赛的选手在原文的理解和中文的运用上多多少少有些欠缺


理解到位的中文功底差,中文老到的理解又有失偏颇,顾此失彼,离完美总是差口气


但从现状看,似乎中文水平的不尽如人意显得更突出一点
作为全国性的翻译赛事,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其次,大部分选手都是初涉译坛的新手,缺乏经验
相信经过不断地磨练和学习,翻译水平会有长足的进步

读书:说到中文水平,您在评点这次参赛作品时也指出,很多译文不对照原文,会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对于这点,我特别赞同

近些年看的很多翻译著作,书本身非常好,但译文实在有些莫名其妙,让人读不下去


这又牵涉到翻译“信达雅”的问题,前一阵又老调重弹地掀起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还蛮激烈的


对此,您怎么看? 吴洪:我个人认为,译文的不知所云根本还是两个问题:一是对原文没有理解,只好照字面来译;估计连自己也一头雾水


再一个就是忽略了中文的功能,或者说缺乏贴切地使用中文的能力
前一种关系到“信”,后一种涉及到“雅”

现在有些涉及翻译理论的讨论,“信达雅”是一个,“直译意译”也算一个


其实,翻译是语言的转换,其首要目标是让不懂外语的读者能理解原作


如果读者看不懂你的译文,那么,谈什么“直译”的理论也好,“信达雅”的标准也罢,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像这次译文点评里举出的例子那样:MYGOD!MYGREAT-GRANDFATHER!MYUNCLE!MYENEMY!MYBROTHER!MYIMBECILE BROTHER!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照直译成:“我的上帝!我的曾祖父!我的叔叔!我的敌人!我的兄弟!我的傻瓜兄弟!”对照英文看译文,似乎都译对了;但离开原文后,读者看到这样的译文又怎么能够理解?其实,这些感叹语是表达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做比较时的某种心情或感受,也许是惊奇,也许是赞叹,也许是鄙视,也许是忿怒,等等


我们是否可以选择对应这些意思的中文来译呢?比如:“顶礼膜拜!祖师爷级!棋逢对手!不分伯仲!低能庸才!”——两种译法孰优孰劣,顿分经纬


对翻译理论的讨论涉及到学术问题,这里不便展开
但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糟糕翻译的托词

读书:所以说,中文水平的下滑是导致当下外语水平越来越高,但翻译质量却每况愈下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吗? 吴洪:中文水平是原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文学素养(对文学翻译而言),翻译经验,翻译态度等等


所谓外语水平高和优秀的翻译是不能画等号的

一个好的译者需具备以下几个素质:良好的外语水平和中文功底,较高的文学素养,一定的翻译经验和技巧,认真的治学态度,还有就是耐得住寂寞的定力


所以,在当下这个比较浮躁的社会,缺少这样“面面俱到”的翻译人才也就不足为怪了


读书:CASIO杯翻译竞赛已经举办了十二届了,你们出版社会不会有意识地培养得奖者成为你们的译者?有成功的例子吗? 吴洪:会


有很多历届的得奖者后来成长为我们出版社的译者

比如,翻译了《十一种孤独》《年轻的人在哭泣》《闪亮的日子》《金钱:绝命书》的陈新宇是第三届优胜奖获得者,翻译了《寻找莎士比亚》的韦春晓是第五届优胜奖获得者,翻译了《哈里发的神殿:卡萨布兰卡的365天》的步朝霞是第七届优胜奖、第八届三等奖获得者,翻译了《记忆残留》《骰子人生》的陈正宇是第七届优胜奖获得者,翻译了《魂断阿寒》《秒数五厘米》的季丽晔是第七届日语二等奖获得者


不能把翻译稿酬低的责任一味推给企业 读书:还有一个不断提起、从未解决的问题,就是翻译稿酬的问题


翻译稿酬低一直被诟病,现在有所提高吗?你们一般是给译者稿费还是版税?如果书的销量好,出版社会奖励译者吗? 吴洪:翻译稿酬偏低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病症找到,但是无解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稿费的标准设置和书价、出版社的成本构成等一系列因素是有关联的,大幅度提高的话就会引起书价的上涨、出版企业难以为继等情况


目前普遍的标准大约在每千字七十至八十元,比十年前提高了约百分之五十,也在国家新出台的稿酬标准指导意见范围内;当然离“意见”的上限有距离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市场机制、光向出版社喊话是不行的,需要来自行政的政策支持


比如说,稿费八百元以上就要征百分之十四的税,这个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的政策一直没有调整


是不是国家层面也应该想些具体的扶持办法,而不是一味地把责任推给企业?毕竟这也是提升全民文化的大事


另外,不管是作者还是译者,都可以选择两种报酬形式:按字数的稿费制或按销售数的版税制


一个例外是,如果原作是有版权的(还未进入公共领域),那么出版社会只签稿费制的翻译合同


两种形式各有利弊,译者会根据自身的需求作选择

不少译者考虑到印量低、销售数据难以掌控的因素,往往会选择稿费制


我个人倾向于版税,它能比较公平地体现译者和出版社风险共担、利益均享的原则


另外,稿费标准里还附有一个印数稿酬,即每有重印,译者就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印数稿酬


这个比例是:每十万册的印数稿酬等于再拿一笔稿费

读书:其实说到翻译稿酬,如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很多译者抱怨翻译稿酬太低而不愿意翻译图书;另一方面,有很多翻译爱好者志愿加入字幕组翻译国外影视剧,或者在网上晒自己翻译的作品,这好像跟钱又没关系


对此,您怎么看? 吴洪:那是一些文学青年的兴趣爱好,互联网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今年翻译比赛的二等奖获得者在发言时也有提及

会后我特意表扬她有译者的潜质,但她回答说,随心而起的兴趣是有,但正儿八经地译一本书却不愿意


也许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玩心态”吧

读书:在发掘培养年轻译者的同时,翻译还是要靠稳定的中坚力量的


据我所知,以前大学教授是翻译的主力军,但如今,很多教授宁愿做项目也不愿翻译书,或者直接把书扔给自己的研究生翻译,自己署个名


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吴洪:我们的译者中不少是大学老师
这种情况是有的

原因是,翻译既和大学教师的学术考核没有关系(学校只认论文,不认翻译成果),也与稻粱谋的需要于事无补(稿费低)


所以,还愿意搞翻译的老师主要还是兴趣、专业使然吧

经典重译必须严禁抄袭、炒作和溢美 读书:最后想谈一下经典重译的问题,从《老人与海》到《小王子》,再到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冯唐重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经典著作似乎成为众人垂涎的翻译目标


但与此同时,这些新的译作却遭到激烈的吐槽甚至抨击,网上类似“被翻译糟蹋的名著”这样的帖子不计其数


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这些重译作品的优劣,想请您谈谈随着时代的进步,语境和审美的不同,翻译是否应该与时俱进的问题


吴洪: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从必要性来讲,一种情况是不得不为
尤其是进入公版的经典作品,许多出版社都一哄而起

如果原有的译本有独家版权的限制,其他出版社就必须出新的译本,这也是有些作品为什么会有二三十个译本的原因


另一种情况是,原有的译本年代久远,正像你说的,在语境和审美标准上确实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又或者原有的译本多有谬误,这些都是有必要重译的


但重译必须严禁两种做法:一是拼拼凑凑,甚至做些抄袭;再一种便是借重译之名,沽名钓誉,大肆炒作,标榜自己是最最权威、最最准确的译本


呼吁读者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当代作家重写《罪与罚》《唐璜》等经典故事 中译本面世 译者名声,能将“高冷”变热门? 《文汇报》 2015年12月29日 ■本报记者 钱好 对经典的解释,也成为经典的一部分 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古英语戏剧剧本……像这些文学史上的经典,许多读者都听过、买过,但是翻开一看,陌生的文体词汇、叙述方式却让人“望而却步”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经典作品的受众也在逐渐流失

日前,意大利“留住故事”系列文库中文版出版,包括翁贝托·埃科在内的世界一流作家为年轻读者重述文学经典,让《罪与罚》《唐璜》《李尔王》等“高冷”名著成为通俗易懂的大众故事


有专家指出,文本是开放的,在历史的传播中不断丰富、生长
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经典,是对经典文学生命的延续

让玩iPad的孩子用今天的语言读经典 “留住故事”系列邀请了包括翁贝托·埃科在内的10位世界知名作家,让他们各自选一部喜爱的文学经典,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叙述


迄今为止,该系列重述的故事包括《唐璜》《罪与罚》《李尔王》《海底两万里》《安提戈涅》等世界名著,尽管目标读者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也受到了成年读者的喜爱


该系列出版8年来,每年都高居意大利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可谓家喻户晓


这套书的诞生,来自于意大利知名作家、《海上钢琴师》的作者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一次突发奇想,10年前,他发现,身边的读者都觉得读荷马史诗是“难以忍受的体验”


巴里科便着手用现代的语言改写《伊利亚特》,在剧场里朗读给年轻人听,没想到大获成功


他继而想到,还有许多内容精彩的文学经典,都因为年代久远,语言、文体难以被现代人轻易消化,而被束之高阁


于是,巴里科策划了这样一套丛书,请当代作家们用今天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来“拯救那些近千年来即将被历史长河淹没的文学故事”,让玩着iPad长大的孩子也能对这些经典的故事感兴趣


每位作家的“改写”都各有特色

埃科曾写了《玫瑰的名字》《傅科摆》等“没多少人能看懂”的畅销小说,这次却选择将一部千头万绪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变成通俗易懂的枕边故事


巴里科本人改写了《唐璜》

这个最早被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因为17世纪莫里哀撰写的喜剧和19世纪拜伦所著的叙事长诗而成为经典,但许多当下的读者不会读剧本和叙事长诗


巴里科不仅将文体改换成了通俗的小说,更对“浪荡子”唐璜内心深处对自由的追求,提出了全新的辩证看法


用巴里科自己的话说,所有的改写“都不可能是最后一个版本”,而只是“给读者多一个阅读的选择”


对经典的解释,也成为经典的一部分 由当代作家重述古代故事,巴里科绝不是头一个


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等作品就是对意大利传说故事的重新整理、改写


本世纪初,英国的一家出版公司还曾在全球发起过“重述神话”项目,其中中国作家苏童创作《碧奴》重写孟姜女的故事,叶兆言的《后羿》讲述后羿射日的神话,李锐与蒋韵合著的《人间》写白蛇传,阿来的《格萨尔王》则重述藏族的同名史诗


重述经典,在作家孙甘露看来,既是传承,也是创新

“所谓的文学经典,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并非一个静止、封闭的形态


它不只是单个作品,而是成为了民族传统中一个延续的部分

”孙甘露说,无论是狭义的文学续写、重写,还是广义的影视改编,都是对经典的致敬和传承


与此同时,后人重写传统作品,往往能用当下的视角重新挖掘其中意义,并给出新的解释


文学经典的生命,也在这样不断的丰富改变中代代延续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典文本是重要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

尽管社会、环境的变迁,文体和语言的嬗变,在今日的读者和过去的文字之间设下了一些阅读障碍,但是这些“障碍”恰恰是了解当时的文体、文风、社会风俗等珍贵史料的必经途径


种种通俗化的改写,其实也像是在大众读者与经典原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通过唤起人们对经典的兴趣,继而让更多人走近原作


冯唐译作下架果然一大波抗议如期而至 李方 (《中国青年报》 2015年12月30日) 出版社非得顶着干,支持声音小的一边,才叫宽容和自由? 浙江文艺出版社宣布下架冯唐译本《飞鸟集》后,果然一大波抗议如期而至,说什么出版社不宽容、社会不自由


你怎么不抗议邻居床震声太小偷听不自由啊?这事再简单不过,出版社买下版权、印刷成书,支付了市场费用和渠道费用,这堆《飞鸟集》在卖出去之前就是出版社的财产,无论下架还是烧了还是继续卖,出版社有完全的支配权,与你无关


冯唐翻译风波也闹了好长时间了,我看着都着急

有什么好争论的呢,泰戈尔原诗可曾提到“裤裆”和“舌吻”?泰戈尔出身印度世家大族,英国留的学,一百年前礼法森严的年代,裤裆和舌吻,不要讲他纸面上没写,估计心里想都没想过,冯唐您是怎么“翻译”出来的,这还叫翻译吗?心里肿胀你可以自己写,裤裆和舌吻放在您的原创诗集里估计也能出版也能卖出去而且大家也都习惯了,可如果您以翻译的名义硬给安到泰戈尔头上,这就不是文学争论,而是产品出了问题,就像把电视机的标签贴到了冰箱上,产品出了问题,硬伤


可就是有一批杠头,拧着脖子跟你犟

好吧,如果你们认为把电视机标签贴到冰箱上表示宽容和自由,作为交换,我也很乐意承认把泰戈尔压根儿没说过的裤裆和舌吻塞进《飞鸟集》并且称为翻译,也代表了宽容和自由


而且我还要继续宽容和自由,明天我就找人把冯唐的肿胀论翻译成印地语,它的意思是“实现印度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也是翻译嘛,我们都要讲宽容和自由不是吗

所以出版社下架这件事,一是它自己的财产它全权处置,二是产品明显出了问题,把翻译的定义都弄错,有必要召回


这跟宽容和自由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要宽容到把人家根本没说过的话叫做“翻译”,难道我们要自由到把自己的肿胀硬塞进人家的嘴里?还有没有法律,还有没有没死的翻译? 我就是看不上有这么一帮人,任何由头都能够拿来浇自己的块垒,任何事情都能够扯到宽容和自由


冯唐那么“翻译”可能就是个试验,最后大家达不成共识,意见比较大,出版社说那咱们不玩了好吧


这是出版社的选择,因为它看到反对的声音明显大过支持者,于是作出下架的决定,怎么就不宽容不自由了呢?是不是出版社非得顶着干,支持声音小的一边,才叫宽容和自由?宽容和自由到底怎么完成?不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多数人说了算吗,如果多数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尊重,一些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一些人愤怒也是因为怀疑出版社受到了“不可抗力”,但这个猜测无法证实,的确我也无法证伪


但如论如何,这都不算个大事,不值得“不可抗力”大动干戈;即便小动干戈,也是民间反对在前,是裤裆和舌吻呈现在前,我猜出版社社长早就是热锅上的蚂蚁,正好借机收场



王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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