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多元化发展机制探析 论文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区建设已经总结出一些社区的发展模式。但是社区模式构建的繁荣却与社区行政化和社区参与不足的景象相矛盾。一些调查表明，总体上，我国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感普遍不高。有调查表明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表现为：参与意愿较低、参与率不高且分布不均匀，自治参与的程度不深、范围不广。比如在他们的调查中只有26%的居民表示“愿意经常性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而“不愿意参与”的有12%。50%的居民一年也没有参与过社区事务，而且74%的参与者是离退休的老年人[1]。王小章等人在H市的调查也指出，在研究对象中表示“不太愿意”和“不愿意”的居民总计达54.2%[2]。同样，许多其他研究也基本得出相似结论。概括起来就是我国的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普遍不高；总的参与率不高；分布不均匀，老年人和学生远多于青年；参与程度不深，大多数情况下的社区参与局限在具体事务，而非参与社区决策和管理。而邻里互动关系也趋向于淡漠化。比如王颖在上海调查研究表明，由于邻里内部缺乏密切的联系纽带，基层的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并不常见。而商品房住宅区的“社区”色彩最淡，邻里交往较少[3]。
从现实上看，社区自治能力低和社区参与不足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的瓶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目前在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对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体制创新来实现社区自治。另一种是重新界定政府与社区关系，构建社区自组织体系，提升社区自治能力[4]。笔者曾有机会于2012年参加过一次西宁市举行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参加者基本上是社区的各居民委员会主任。他们在会上从自己的体会出发，也普遍对居民委员会人员结构表示担忧。这些担忧包括工作人员的年龄偏大，学历普遍偏低，同时包括他们过去在单位的管理风格远远不适应现在社区服务的要求等。在我们看来，由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和工作人员年龄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决定我们仅仅把期望放在居民委员会的制度创新上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更多的期望也许应该放在如何促进社区自我动员能力方面。但我们的实践和思考最终应该放置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现代社会的一般性条件以及过程之下。
一、多元倾向的社区整合
社区从它原始的意义上，就带有了多元化的含义。比如腾尼斯原初的定位中就包括了村庄和家庭这些呈现地域化的社区形式，同时也包括类似宗教这样的精神共同体的形式。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种非经济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发展也不断增加了社区的类型。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社区“多元化”。这种多元化随着社会发展成为一种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人们的生活需求、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面对地区差异、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挑战，只有以人为本、保障和支持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居民的发展能力，经济和社会发展才会有强劲的动力和可持续性。
1．依据服务多元的路径，以政府为主导，整合社区、民间组织的力量，开展社区社会关怀
社区服务通过提供较为多样的服务实施社区社会关怀，而这种社会关怀采取的是多渠道的资源整合。一方面，政府是主导力量，包括制度保障、资金投入和人员配备都是对构筑社区服务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社区倡导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建立与发展社区草根协会，此外，民间组织和市场力量也可不同程度地介入。比如在政府的主导下，政府的养老保障结合社区和民间组织的自助和他助服务，共同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社区生活照顾，这种照顾体系保留了被照顾者与熟悉的生活环境的联系，也减少了照顾费用，提高了居民和被照顾者的社区认同，积累了社会资本，也提升了居民和整个社区的生活掌控能力和变化应对能力。
2．注重社区组织社会化发展，活跃社区公民社会
培育和发展社区草根组织是聚集社区发展资源的重要路径，也是社区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存在的草根组织主要类型有：一、民主管理组织，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等；二、参与或监督社区事务组织，如妇女协会、志愿者协会、体育协会等；三、文化组织，如老年协会、社区合唱团等；涵盖服务、慈善、福利、志趣、娱乐等若干方面。在一个社区里，这些团体和机构是社区内各种资源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同正式组织相比，它们的结构较为松散、科层化程度较低，主要是在业余时间活动。正式组织是实体，非正式组织是虚体。社会组织也必须有虚有实，方能运筹决胜。社团组织的纽带不是权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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