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全国总工会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1],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既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社区是社会的缩影,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融入社区就意味着融入了城市社会。本文基于社会工作系统理论和赋权理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的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的困境分析
  我国学者朱力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分为三个层面: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2]。其中,经济融入意味着农民工能在城市中获得基本生存;社会融入意味着农民工能满足社会交往和沟通互动的需求;心理融入则意味着农民工主观上能认同城市社区,愿意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这三个层面的融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彼此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状况如下:从经济融入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偏低,居住条件较差,消费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层面,虽然能在城市立足,但生活质量并不高;从社会融入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比较单一,交际圈狭窄,多局限于同事、同乡、亲属等熟人圈子,同质性强,与社区居民交往少,很少参与社区活动,未能在城市中形成新的社交网络;从心理融入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不高,不认同自己是城市人,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隔阂和陌生感。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境。而社会工作作为优化社会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以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为研究视角,对促进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具有重大作用。
  二、理论分析
  (一)系统理论分析
  系统理论主张所有的机体都是系统,各个系统由不同的亚系统组成并相应地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系统具有边界,在边界之中而非边界之外,物质和精神能量可以进行交换;封闭的系统没有跨边界的交换,如同一个密封的真空杯;当物质和精神的能量穿越边界时,开放的系统就出现了。系统必须适应外在环境的要求并做出调整,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系统如何在成长或改变的同时保持其稳定性。适应性系统不断变化,变得更加复杂,但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开放是适应性系统异变、延续和变迁能力的核心因素。开放的系统具有渗透性边界,能与环境进行积极的能源交换,具有分化能力,能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潜能。在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试图要找出案主及其与环境的互动之中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问题出现。Pincus和Minahan[3]认为,社会工作系统理论包括改变主体系统、案主自身系统、尝试改变的目标系统和实际上的行动系统四个基本系统。
  在本文中,案主系统是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工作者直接服务的对象;目标系统是指需要改变的系统,包括农民工本人及其家人、朋友、社区、工作单位;行动系统是指为实现改变目标系统而与社会工作者一起工作的个人、群体、组织、社区,可以是农民工本人,也可以是其家人、朋友、同事、工作单位、社区等;改变主体系统是社会工作者及社会工作机构,是协助、推动和执行改变计划的个人和群体,具有专业素养的助人者和助人活动的发起者。
  (二)赋权理论分析
  赋权理论的先驱Barbara


Bryant

Solomon在《黑人赋权:压制性社区的社会工作》一书中,首次明确使用“增强权能”这个名词来描述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少数民族因长期遭受同伴团体、优势团体与宏观环境的负向评价,以至于感受到既深切又全面的缺权能感,因此,建议社会工作的介入应致力于给予黑人民族增强权能,以接触社会中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所加诸的压迫与疏离,增进案主个人的自我效能与社会改革的力量。此后,增权理论逐渐应用到社会工作实践中,成为服务弱势群体的新模式。根据Lee的说法,增强权能是一个历程,主角是案主本人,并非助人者,此历程牵涉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使案主对自己具有更正向的看法;二是保证案主对自己所在环境的经济状况具有批判能力和知识;三是提高案主对个人或集体想要达成目标应具有资源策划和胜任能力。因此,赋权可以在三个层次进行:一是个人层次,个人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二是人际层次,人与他人合作促成问题解决的经验;三是政治层次,能促成政策或政治层面的改变[4]。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的路径分析
  (一)系统理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的路径分析
  笔者认为,依据社会工作系统理论,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融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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