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是一种化学物质，按质量和用途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灯用煤油、动力煤油和重质煤油三种，通常所说的“煤油”一般指灯用煤油，也称“火油”“洋油”等
据1880年《海关册回顾附表》记载，1863年，煤油开始输入中国，当年的煤油输入量为2
100加仑，由此可见，首次输入的煤油数量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国人对煤油的用途不了解，再加上当时中国的油灯用油基本上都是植物油，所以，煤油输入中国后，只供上海等主要通商口岸留居在华的外国人照明使用
1870年以后，其才作为商品大量输入中国随后，很快普及到所有通商口岸和城市，最后还进入了中国内地本文对煤油在19世纪中后期进口大幅增长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各种条约的签订客观上为煤油进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在沿海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条约规定，列强可以在通商口岸售卖商品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将进出口税率定为“值百抽五”，降低了煤油的输入门槛
1858年，中美签订《天津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居住，且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自建房屋等
因此，美国商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石油公司、油栈，以贩卖煤油，而其他国家则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纷纷效仿
由此可见，该条约为煤油进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此条约还明确规定，“其大合众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市镇私行贸易，以期永久彼此相安
”[1](P91-92)由此可见，在当时，外国商人只能在通商口岸开设煤油公司、油栈等，而不能进入中国内地
而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为煤油进口与销售彻底扫除了地域障碍，条约规定，日本可以进入内陆投资设厂进行贸易，这推动了外国石油公司在整个中国设厂销售煤油
可见，上述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客观上为煤油进入中国开辟了通道，并为其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条件
二、煤油自身的特点使其受到人们青睐
煤油刚进入中国之初，人们对它的特性并不了解，且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引起火灾，部分地方官府、士绅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就禁止或限制人们使用煤油，如有的地方官府对煤油征收高额的捐税
但由于煤油价格便宜，且照明亮度高，其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因而政府的限制措施并没有阻止煤油进口增加
如1879年，在汉口，茶油每担5两6钱，大麻油5两4钱，而煤油仅2两8钱[2](P1390);1884年，在宁波，煤油零售价每斤32文，而豆油、花生油和其他植物油每斤要84~88文[3](P10-663)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煤油的价格仅是植物油价格的约1/3
此外，中国传统的植物油有时会出现断燃的情况，而灯用煤油在燃烧过程中，灯蕊能始终保持饱和的油量，直至完全燃烧，且整个过程中灯光稳定明亮
同时，当时的中国出现了自制的简易煤油灯，价格仅是外国进口灯的1/3~1/5，灯罩也极为便宜，只有原来的1/4，因此，到1882年，中国内地“在各条约口岸周围，相当大的区域内已普遍使用煤油了……每个村庄都有廉价的煤油灯”[4](P1388)
中国是人口大国，且内地的消费潜力巨大，为煤油进口增加提供广阔市场
三、中国传统的植物油供给缺乏保障
中国传统照明用的植物油包括花生油、豆油、茶油、桐油和菜油等，这些油料植物的种植和收成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震灾、疫灾、荒灾等
如果在丰收年，商家用来压榨制油的用料会很充足，因此，植物油供应也很丰腴，价格相对平稳甚至较低
但遇到自然灾害时，压榨制油的作物则更多被作为粮食使用，再加上作物减产，商家就缺乏压榨制油的用料，而植物油价格也会升高
在清代，灾害发生频率较高，为煤油在中国的推广提供了契机表1为历代发生灾害的次数及频率
表1 历代发生灾害的次数及其频率比较表[5]
朝代秦汉唐宋元明清
灾害3754938745131 0111 121
频率0.85次/年1.71次/年1.80次/年3.15次/年3.66次/年3.79次/年
由表1可以看出，清代灾害的发生频率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平均每年将近四次，这样的灾害频率对庄稼收成、粮价高低影响较大
如1877-1878年，中国发生了特大灾荒——丁戊奇荒灾荒期间，山东粮价较平时涨了3至4倍[5]
光绪二年(1876年)，天津的高粱为每石3
408文，到光绪三年(1877年)，其涨到6 800文一石，上涨了一倍;小米每石由5 112文涨到10
000文，也涨了近一倍[6]
又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贵州大旱，粮价三倍于甲午[7](P340)
除旱灾外，水灾也是引起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