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巴菲特的另一面》

在一项又一项并购催生一个又一个巨无霸的背后，是垄断攫取超额利润，扼杀竞争与创新的隐忧。巴菲特诚然是股神，但如果他的投资哲学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轴，却催人深思。

巴菲特钟爱寡头垄断。先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纺织品行业的回报让他感到失望，然后是制鞋业和航空公司——他由此得出结论，即他的公司应该投资于那些不受竞争的“特许经营权”，而不是单纯的“业务”。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赌上了吉列和可口可乐等全球霸主品牌。如今伯克希尔的投资对象横跨微垄断（如一家大篷车公司和一家狱警制服生产商）和具有寡头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如公用事业、铁路和消费品）。

作为投资者，巴菲特热衷垄断所带来的超额收益无可欧非。但问题是，如果经济中出现“大者恒大”的滚雪球现象，整体经济“巴菲特化”，则并非好事。

在投资者中有一种强大的“正统”观念，即你必须持有回报高、市场份额高、投资需求低的那些稳定而专注的企业。在美国前900个行业中，有三分之二已经在90年代中期以后变得更为集中。去年， 标准普尔 500公司仅仅把其产生的现金流中的45%用于再投资。保护利润和降低成本是头等大事，而这却影响了经济增长。

欧美企业在全球企业排行榜中的此消彼长，恰恰也从侧面揭示了这一问题。全球最有价值的50家企业中，只有7家欧洲企业，而2006年时还有17家。美国企业不少于31家，中国则有8家（其他新兴市场还没有几个真正的大企业）。美国企业在过去十年更为激进的并购，是其壮大的重要推手。在全球收购案中，欧洲收购方所占比例从金融危机前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危机后的五分之一。同时，美国企业在国内不断壮大，寻求在其巨大的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高科技并非创新的助推器，很可能成为制造垄断的帮凶？

二十年前，硅谷被视为培育开放、自由的新型资本主义以及小型、灵活和多变的新型企业组织的土壤。公司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迅速出现，随后消失。专业人士像游牧民族般在公司间跳来跳去，深知自己的价值在于技能而不愿戴上某家公司的项圈。然而今天，硅谷已经彻底企业化了：极少数赢家通吃的公司接管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创新中心，而该地区的创业公司（固然有很多）则竞相为巨头提供服务，或者幸运的话，成为其下一个收购目标。

硅谷成为创业者与IT大企业巨头的共谋者，且以独角兽为投资标的的私募股权，正在践踏着民主的资本主义（投资门槛平等的资本主义），引发硅谷到底是在鼓励创新还是在制造垄断的辩论。

一方面，创业变得越来越容易和简单：有了云计算，创业者可以在Kickstarter上筹集资金，用Upwork租用员工，在亚马逊云上租借计算能力，从TechShop租用工具，在利比里亚注册公司却仍然可以覆盖全球受众。新技术可以凭空造就企业（诺基亚就曾如此），让整个市场天翻地覆。挑战者能够比以前更快地实现规模。 

另一方面，创业公司挑战科技巨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两者之间形成共生关系却日益稳固。大企业实际上是在把一些高技术研发外包给创业界。这不仅适用于那些不了解科技界的非科技公司，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自己做一部分内部研发，却把另一些留给市场以求兼得两者优势的高科技公司。大公司把研发外包给创业公司有很多好处——可以下许多不同的赌注，而不用和自己企业的官僚体系打交道。而创业公司把自己卖给成熟公司也有很多好处——后者可以带来稳定性、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而这些在科技界都很难获得。大公司有律师大军来保护知识产权，有官僚体系来确保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还有运转娴熟的营销机器。巨大的现金储备使得龙头企业得以通过收购创业公司、扫荡最有才华的员工来巩固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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