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孔雀不再东南飞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在中国，现在人口都流向了哪儿?

中泰证券研究所发布《下一个“鹤岗”在哪里——2018年全国人口流动地图大盘点》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从省份来看，广东、浙江、安徽人口净流入最多，而北京人口净流出排全国第一。从省内情况看，向省会和“双子星”等核心城市集中非常明显。

同时，报告分析，人口流动背后的驱动因素，一是来自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二是人口管理政策，北京、上海在“控人”，安徽、西安在大规模“抢人”，效果明显。

同时，近年来首次出现京沪人口同时“瘦身”，而常住人口“千万级”城市即将增加。被称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西安等都加入了人口“千万俱乐部”。

专家分析，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化，是宏观政策导向与个体自觉选择共同作用形成的。

治理城市病：京津冀人口流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推动“大城市病”治理，收紧了落户政策。

报告显示，近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在加快推出，大都市化、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存量经济时代城镇化的新特征。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圈等四大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情况，呈现出明显的“三强一弱”的新格局。

其中，京津冀人口在大幅净流出，其中北京地区最严重。

而北京在近年来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下，效果初显。

早在2014年，北京首次提出了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北京统计信息网发现，1998年年末至2015年年末，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98年年末的154.1万增加到2015年年末的822.6万，17年间总共增加了668.5万人。

然而，2016年常住外来人口为807.5万人，比2015年年末减少15.1万人，这也是18年来首次出现常住外来人口减少的情况。

常住人口增速下降主要与北京市人口疏解政策有关。

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规划，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这几年也采取了诸多人口疏解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外来流动人口上。

2016年3月，北京市政府曾印发《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提到，未来人口治理的目标是，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础上每年降低2至3个百分点，争取到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

一系列措施让当年的北京市常住人口及常住外来人口增速出现双下降，常住外来人口增量从2011年的37.7万人降至2014年的16万人，增速从5.4%降至2%。

而这只是开始。

2016年下半年，北京居住证制度计划正式实施，同时也发布了积分落户政策，其中，连续缴纳7年及以上社保是目前有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中要求最高的。2018年，北京首次实施积分落户政策，按照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关于落户规模统筹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和人口调控目标的要求，最终确定的积分落户规模为6000人。

“新一线”城市“弯道超车”

汪玉凯表示，高铁、互联网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缩小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新一线”城市迎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人口迁徙的背后是产业的转移。

研究显示，毕业生求职看重的因素中，排名靠前的有经济发展快、产业基础好和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在这几个方面，“新一线”城市近年来进步明显。

据《猎聘2018二季度大数据报告：抢人大战中的人才红利热点及流向》的统计，北上广深的就业机遇主要来自互联网、机器制造和金融，而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为外来人才提供的就业岗位多集中在房地产和服务外包领域。

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新一线”城市比例为37%，超越了传统一线城市的31%。与此同时，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显示，2017届本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工作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6%、74%、71%和70%。而同届本科生在杭州工作的就业满意度为75%，仅次于北京。

新兴产业的崛起，促使“新一线”城市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从武汉2017年年初提出“百万人才留汉计划”，到成都发布“人才新政12条”，从郑州向全球发出“史上最强”招贤令，到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并实施“海底捞式”落户服务，“抢人大战”愈演愈烈。

一组租房数据可证明“抢人大战”的效果。

今年1月，贝壳找房发布的《2018城市居住报告》显示，相比2017年，北京、上海、深圳的租房量出现下降，京沪尤其明显，降幅超过两成。另一方面，以成都、长沙、合肥、南京、重庆、武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这些城市的租房量正在不断上涨。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北京月度人均房租为3375元，为全国第一，深圳和上海以2976元、2770元紧随其后。在12月统计的33个样本城市中，全国房租占月收入比例最高的前5个城市分别是北京60.8%、三亚60.6%、深圳59.9%、上海50%和海口42.2%。

汪玉凯指出，应对人口流动新变化，要关注随之而来的公共管理新问题。部分城市在降低落户门槛之后，出现投机式落户购房的“户口空挂”，可能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的设计、配置、使用等方面出现偏差。

“新一线”城市不断增加的人口规模，将给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汪玉凯表示，从城市空间和结构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养老、医疗、教育甚至垃圾处理等，都需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改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避免简单“摊大饼”。

中西部回流

而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往偏好去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群体也越来越多地回到中西部。

报告显示，此次安徽省在人口流入方面成了最大“黑马”。前些年安徽人口主要流向了周边的上海、江苏和浙江，而现在安徽人口出现回流迹象。

安徽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该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象，今年已连续第5年持续回流，安徽省人口迁移已步入“外出人口持续回流”的新时期。2017年安徽外出人口1057.5万人，外出人口回流8.5万人，较上年基本持平，占当年常住人口增量的14%。

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认为，近年来在长三角城市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安徽深入参与长三角发展分工合作，两省一市(苏、浙、沪)的很多产能转移到安徽，这对安徽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进而带动了不少原先在两省一市的外出人员回流。

同时，报告显示，成渝城市群的人口迁移，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双子星”特点。2018年重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6051万人，比上年增加139万人，增长2.4%，占农民工总量的21%。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239万人，增长4.2%，占农民工总量的20.8%。

就近就业、就近城镇化也是我国近几年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随着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自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提速，不少地区人口回流十分明显。

除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加速了原有外出人口的回流。加上生育政策的持续放开，安徽、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显著提升，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快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

汪玉凯表示，过去是“孔雀东南飞”，即人才和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近年来开始出现“孔雀开屏”，很多人愿意在省内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聚集、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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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上海、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1.37万、2.2万、5.25万。扣除自然增长因素(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三地净流出人口数量分别为8.2万、10.4万、9.28万，合计27.88万。

2018年，这一趋势仍然持续。2018年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一年减少16.5万;上海常住人口为2415.27万人，比上年减少3万以上;天津常住人口总量1559.60万人，比上年增加2.73万人，增长0.2%。

省会城市对本地区的常住人口吸引力较大，这在一些热点城市表现明显。

各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490.44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40.6万;

西安市常住人口1000.37万人，比上年年末净增加38.70万人;

杭州常住人口增加33.8万，达到980.6万;

成都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增加28.53万;

郑州常住人口总量突破千万大关，常住人口增长25.5万人;

长沙常住人口2018年815.47万，新增23.66万人，

2017年新增27.29万人，长沙常住人口两年增加了50万人;

2018年，武汉市常住人口1108.1万人，比2017年增加18.81万人;

合肥常住人口增加12.2万，达到808.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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