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避暑山庄的正宫区内，依次有三座佛堂，分别为宝筏喻，烟波致爽殿佛堂和云山胜地的莲花室。这三座佛堂设施齐全，装修考究，显示出清帝对喇嘛教的信奉与推崇。
烟波致爽殿佛堂，它与皇帝的寝室仅一墙之隔，陈设有佛龛、珐琅八宝、铜珐琅五供、珐琅塔以及各种大小佛像六十余尊，皇帝每天早起及黄昏都要在此礼佛。而位于云山胜地的莲花室，根据佛教法华经的教义，门呈莲花形,乾隆题名为“莲花室，”内供观世音菩萨，在佛像的两侧和前面分别陈列着五供、七珍、八宝。山墙正中挂着一幅观音画像，两侧有一幅对联：“山静尘清水参如是观，天高云净月喻本来心”。对联两侧为红木嵌粉彩十六罗汉挂屏①。至中秋，后妃们常在此祭月拜佛。清帝之所以如此信奉喇嘛教，是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的。
喇嘛教是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和新疆北部等几个少数民族崇拜的宗教，他们崇拜佛像，将喇嘛视为神佛在世，“男女咸钦是喇嘛，恪恭五体拜袈裟，”②正因为喇嘛教在以上几个地区的居民心中有着很深的民族传统和政治影响，所以清朝一直将推崇喇嘛教做为他的重要统治方法。在入关前，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就针对蒙古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用喇嘛教抚绥了蒙古各部，使他们成为了清朝有力的同盟，为清朝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将以黄教为首的喇嘛教颁布为国教，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和“俗习为治”的政策，立蒙古章嘉活佛为国师于京城雍和宫，统领天下喇嘛。在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以敦请的方式请五世达赖进京，但由于当时的清政府还不十分稳固，达赖一直在观望，直到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才进京，住于南苑，为了避免相见时礼节的周折，顺治以到南苑打猎为名，用与五世达赖在南苑偶然相见的方法，相见后“上赐坐、赐宴，达赖喇嘛进马匹方物，并纳之。”③顺治还特建“西黄寺”于京师，以供五世达赖居住，并敕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康熙六十寿辰时，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一致上书恳请修建寺庙为他祝寿，于是康熙下令修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意为让普天下百姓都得到皇家的仁爱，都受到佛光的普照，以“施仁政于远荒。”在溥仁寺的宝相长新殿内供着九尊无量寿佛，为祝康熙万寿无疆之意。当时的西藏政教首领达赖喇嘛被教徒视为观音菩萨而奉若神明，而达赖为了取悦清政府，视康熙为无量寿佛，对此，康熙也予以认可。皇帝即佛，当蒙古，西藏人民进庙拈香礼佛时，既拜菩萨又拜皇帝，可见康熙为团结少数民族的良苦用心。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统治思想，大肆兴建喇嘛寺庙。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了西北边疆准葛尔部达瓦齐的叛乱，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乾隆仿西藏的三摩耶庙建了普宁寺，以示天下安宁之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普陀宗乘之庙建成，这座寺庙是模仿西藏的政教中心布达拉宫所建，气势雄伟，是外八庙规模最大的一座，此庙落成之际，乾隆让章嘉国师和漠北大活佛扎雅班弟在万法归一殿开坛讲经，并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章嘉国师奏称，六世班禅要求朝见皇帝，乾隆认为，班禅这次“不因召至而出于喇嘛之自愿”而前来是清王朝太平盛世的象征，因此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一方面花费重金按照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样式修建须弥福寿之庙，并时常关注工程进展情况，使原本需三年建成的须弥福寿之庙一年即建成；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派人在沿途迎接，慰问班禅一行。而他自己还向章嘉国师学习了藏语，当班禅一行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日抵达避暑山庄时，乾隆即在澹泊敬诚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用藏语问道“长徒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道“远叨圣恩，一路平安。”一问一答间表达了乾隆的关心之情和班禅的感激之心。随后，乾隆与班禅携手同登宝座，接受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的朝拜，并引班禅入四知书屋赐座、慰问。之后，乾隆破宫中惯例领班禅到宝筏喻、烟波致爽和云山胜地等各处佛堂上香，并送班禅至岫云门，赐御用黄盖肩舆，由章嘉国师及内务大臣送至须弥福寿之庙，这次接见可以说是清王朝一次最高等级的接见。
由上可见，清政府在推崇喇嘛教上是不惜一切的，但是其作用也是明显的，通过宣扬喇嘛教，清政府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团结了各少数民族，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达到了清政府“绥靖荒芜，柔怀远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