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安然、世通和银广厦、绿大地等国内外恶性舞弊案件的爆发，不仅对公司利益相关者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整个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引发了市场对独立审计师审计质量的质疑，掀起了公司治理和审计质量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审计质量影响审计师发现实质性误报的可能性——审计质量越高，检查到实质性误报的可能性越大
Watts and Zimmerman（1986）指出，股东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一个附加工具是法定审计，独立审计师借此每年向股东报告管理层所提供财务报表的恰当性
审计质量越高，股东越有可能获得有用的信息，越有助于减少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性的减少将导致更低的买卖差价（bid- ask spread），即更高的投资者流动性（Weker, 1995；Coller and Yohn，1997）
更高的流动性能减少资本成本（Diamond and Verrecchina，1991）
如果公司不能确保向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审计，将会增加公开财务报表的不确定性，因此增加投资风险和相关的权益资本成本
目前对于什么是审计质量，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达成共识（Knechel et al., 2013），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对审计质量进行衡量，一是从市场与内隐双重的视角来衡量审计质量
审计质量应该是市场评估的和审计师能够发现并报告财务报表中包含的重大错报和漏报的概率（DeAngelo, 1981）
该概念明确指出了审计质量是由市场感知的质量和内隐的真实质量两个维度构成
二是将被审单位的守法程度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标准
美国审计总署2003将其定义为，遵守公认的审计准则，对相关披露的内容和审计的财务报告提供合理的保障
Chang et al.(2009)认为审计质量应当是发现错报的水平，高水平的审计师应当能发现盈余报告中的错误从而使财务报告更加可信
三是从多个维度的视角来衡量审计质量
2008年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确认了公司会计文化、审计技能和人员素质等五个审计质量的驱动因素，2010年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了审计可持续质量框架，2011年国际审计和鉴证委员会从投资者、投入、产出和环境因素开发了审计质量框架
审计质量是一个复杂的连续变量，受到审计投入等六个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要素的动机不同，其对审计质量衡量的指标也不相同（Francis, 2011）
由于审计质量无法直接度量，因此大多数学者采用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
如DeAngelo（1981）、Watts and Zimmerman（1981）认为事务所规模会影响审计质量，是判断审计质量的标准之一
Carter（1998）则用声誉来衡量事务所执业质量
Giroux（1994）指出审计所花的时间在没有直接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下可以用来衡量审计质量，并且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Copley（2002）的结论是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Palmrose（1988）运用审计诉讼指标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
肖作平（2006）使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
陈信元和夏立军（2006）使用经过一定调整后的截面Jones模型估计出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刘文军（2014）以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衡量指标
对于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关于什么样的会计师事务所能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这一问题，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国际“Ｎ大”与非“Ｎ大”的区别
从国际研究来看，早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大多支持“Ｎ大”的审计质量优于非“Ｎ大”(DeAngelo, 1981; Davidson and Neu, 1993)，甚至相当一部分研究直接把“Ｎ大”当作高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Fan and Wong, 2005）
但也有研究表明，“Ｎ大”的审计质量优于非“Ｎ大”可能只是表象，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是客户企业特征（Lawrence et al., 2011），或者只是感觉上的差异而非实际差异（Boone et al., 2010）
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中，也大多沿袭国际的做法，将事务所分为“四大”与非“四大”两类，结果也是模棱两可，有的研究支持“四大”的审计质量略高一筹（王咏梅和王鹏，2006），也有的论文认为“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在中国并无显著差异（刘峰和周福源，2007；郭照蕊，2011）
曾亚敏和张俊生（2014）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发现，如果以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审计质量的表征量，那么“四大”明显优于国际会计公司成员所；如果以客户企业财务报表的可控应计作为审计质量的表征量，那么国际会计公司成员所与国际“四大”或本土所均不存在明显差异
认为整体而言，会计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