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一、大背景：权利关系变迁
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体制到家庭承包制的转变集中体现了这种变化
经济层面的权利关系变化是这些变化的重要基础，而在制度变迁中最关键的权利是农民的劳动力所有权
集体制的前身是合作制，这种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取代了维持小农经济的个体制
这种制度体现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因为它以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为依据的联合
但很快这种制度被集体制所取代
集体制对于合作制的取代，源于对恩格斯、斯大林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只有全民所有制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
集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集权导致农民的个人权利几乎全部被取消，仅强调个人的义务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和土地所有权被收归集体，而最基本的劳动力所有权也变得很不明确，社员的公民权也被纳入集权体制中
农民的社员身份要求农民必须生存于特定公社的生产队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而代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劳动方式和经营方式看，联产承包使得农民又开始重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个体小生产
从权利关系看，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因此其所有制并未改变
对于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个人的劳动力所有权，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其“承包”的主要形式——“包产到户”，等于承认了农民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使得劳动力所有权不在被集中于“集体”而显现了出来
同时，农民由于劳动力所有权的显现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比如迁徙权和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权利，出现了壮观的“民工潮”，相当数量的农民获得了市民的身份
在联产承包制下，尽管由于公民权的不充分，农民各方的权利还是经常会受到侵害，尤其在出卖劳动力使用权时
相较于集体制时期，农民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尤其是个人不再附属于从前将其权利集中于的集体，这是联产承包制对于集体制的最大优势
但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也开始从实质和内容上同时凸显，权利关系的变化在特定的背景下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
二、理性人与小农意识
中国由于集权官僚制两千年的统治以及在其统治之下的小农经济，农民以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形成了适应官僚地主阶级统治、与官文化相对立并统一的小农意识
这种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传统至今并广泛而深入得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思维和行为
小农意识是在小农经济中逐渐形成的，是以“家”为中心的
由于小农经济中“家经济”的封闭性，就产生了以“家”为单位的自私自利观念
这种意识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农村的合作制和集体制的施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制后，由于农村中生产形式又回归到延续两千年小农经济的“单干”模式，而且农民的个人权利也使得农民的个人利益得到凸显；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逐利机制的作用和农民在市场中由于素质技能相对较差、公民权不充分利益经常受到侵害，小农意识中的自私自利又强势的显现出来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其基本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取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
结合上文提及的小农意识中的自私自利，我们看到“理性人”的基本特征是与此相符合的
在下文将论及的层面上，可以将农民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特征表述为一种“理性人”的行为
在农民相较集体制具有更多个人权利以及其“理性人”特征的作用下，农村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理性人的集体非理性
三、理性人的集体非理性
“理性人”假设最早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提出的，斯密认为经济中的人都是“理性人”（原为“经济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的目的都是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但这种自私最终会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促进整个社会的前进，这就是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如果不考虑人的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问题，这个理论从逻辑上看似是完美的
但经济发展，市场不再是无限的空间，当时经济危机即是这种问题的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部性这一斯密没有重视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在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