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吸纳储蓄,滥发纸币,发放贷款并进行投资,还凭借各国政治上的特权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垄断着中国的金融和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兵祸连结,军阀混战、战乱不休的几十年。国内经济金融受到局势影响,发展缓慢、风潮不断,甚至停滞凋敝,民族工商企业在夹缝中艰难发展,而这个时期的民营银行更是危机四伏,上没有权威的政府保护,下没有平稳的市场环境的支撑,在内外夹击中寻找出路,安全性隐患处处显露。但民营银行业通过其先进的组织管理结构、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外部监督管理机制实现了安全生存,稳定发展,并达到了发展的两次高峰。  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
  外资银行是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金融掠夺的主要工具,是外国资本活动的主角,各国通过银行活动输出资本、控制市场、抢占资源。1911年为止在华外资银行以英资银行为主,麦加利、汇丰等银行以强劲的势头引领外资银行操控中国金融。1913年,美国放宽海外银行制度之后,美国银行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花旗、大通等银行以强大的实力占领中国市场,而日本占领东三省后更是以疯狂的速度扩张银行。外资银行扩张存放款业务,收纳官僚资本,并对军阀政府发放高息贷款,支撑其战争费用,利用特权营造强势的竞争环境,处处制压中资银行业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增加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给近代民营银行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素,对民营银行安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29-1933年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由美国蔓延到全世界,各国生产力下降,失业率提高,这致使各国对中国的产品倾销稍微减弱。但危机是世界性的,中国市场依然脱不了干系,加上美国转嫁危机的“白银政策”,对银本位制的中国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引起大量白银外流,银根骤然紧缩,物价下跌,民族工商业资金周转不灵,停业倒闭者增多,从而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导致资力薄弱的民营银行流动性严重缺乏,随之引发停业或倒闭。资料显示,仅在1935年一年中,上海民营银行倒闭停业数达到12家,为全市银行总数67家的17.9%。
  二、中国经济社会环境
  北洋政府的建立,中国进入了“黑暗、紊乱”著称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割据一方,“中华民国只剩了一个名号”。这段时期,国内经济金融属于自由发展阶段,军阀忙于混战称雄,致力于借款、发行公债来填补财政,弥补军费开支,无暇规范和管理经济金融,民营银行的运行是一种“无政府”态势,如吴承禧所说“军阀的特质是地方割据,是超经济的剥削,所以,军阀们在本质上必然不需要一个统一的银行制度”。
  从1927年开始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其前十年的期初,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发展是鼓励和扶持的,对民营和私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在1935年前,金融制度方面国民政府基本采取了对民营金融业的鼓励和保护态度,制度环境以自由发展为主,并实时给予一定的保护,规范金融市场的运行。由此金融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民营银行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从1935年后,国民政府逐步建立起了全国垄断金融体系,到1937年为止基本实现了政府对金融全局的控制,从此民营银行的发展也严重受挫。
  1911年到1937年间,民营银行虽然得到了快速的扩张,但并不是说没有面临安全性问题,而是危机涌现,风险加大,只不过民营银行通过有效的安全性管理方式积极应对尽力化解而已。政府对民营银行造成的主要安全性问题是政府债券信用的缺失,军阀举债连连,并有甚者强行借款或者让银行垫付开支。银行愿意承销公债,除了政局强行要求之外,主要是贪图其厚利,当时公债最低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为3分左右而银行成本均为4厘。公债买卖确实救济了当时的政府,也给银行带来了一定的厚利。然而,虽说承销政府债券有利可图,但所承担的风险也是不可小视,有高收益必定承担较高风险。从晚清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各届政府基本都依赖借债度日,据千家驹统计,北洋政府从1912年到1926年共发行了27种内债,到1925年底止,积欠债务共达172464454.22元。国民政府上台后,从1927年到1936年间,发行了26.7亿元的内债,债信宣告破产两次。
  三、国内金融市场概况
  金融市场的合理发展是银行业繁荣兴盛的条件,20世纪初,中国金融市场初成体系,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业、信托业等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其混乱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完善的法规制度和规范的管理机制,市场主体得不到公平竞争的环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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