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实践对理论的不断反馈和修正,管理所有者及其反映出的不道德行为已纳入企业伦理学考量的范围,如何防范管理所有者这一处于特殊地位上群体以权谋私、损人利己,显得越发迫切。
  管理所有者这一新兴词汇,主要指同时拥有企业管理权和一定所有权的管理者。一方面,管理所有者与一般意义上作为资产和业务运作“代理人”的普通管理者相同,承担公司的管理责任,以期通过优良的业绩取得较高的高管薪酬;另一方面,管理所有者又拥有公司的一部分产权,这使管理所有者的位置区别于一般管理者,而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司,其地位也得以落在管理所有者象限中的第一象限即“企业家”象限中,使其个人决策更能超越企业制度层面进而直接影响企业文化和风格取向,如蒙牛的牛根生对企业精神的巨大影响;而从报酬方面来讲,不仅有作为管理者的高管薪酬,还拥有作为管理所有者的所有权(一般体现在股权)回报。
  现代公司制使得管理者与所有者越发分离,产生了职业经理这一角色,这些职业经理通过持有相当比例公司股权成为管理所有者。在非上市公司(如一些家族控股企业)中,管理所有者一人独大,无人制约,因此约束机制几乎无从谈起。即使在上市公司中,股东十分分散,可以说很难承担成本参加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和监督权。另外,中国现在的机构(基金、券商、社保等)中投资跟风现象比较明显,囿于投资回报和声誉使短期操作成为主流,机构投资者也难有动力监督上市公司。而在公司治理方面,监管层的政策经常赶不上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总结来说,非上市公司严重缺乏约束机制,上市公司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放任,再加上监管层政策普遍的滞后性,使得管理所有者进入一个监管约束的“真空层”,从而为其不伦理行为提供了土壤。
  以上简要阐述了管理所有者的内容、特点和以权谋私的条件和原因,下面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阐释管理所有者反企业行为的几种主要体现以及防范措施。
   第一种反企业行为是由于重大作假而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这种反企业行为可以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为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使企业一蹶不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99年开始造假,2001年谎言被戳穿的银广夏公司。根据事件发生后披露的资料,银广夏公司在作假之前,一直疲于保持公司资产每年10%的回报率。虽然快速找到投资机会绝非易事,但管理所有者当时如果从企业伦理的角度来想,就应当与企业其他所有者以及利益相关者同进退,铭记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开诚布公,寻求机会与政府、科研院所等各方合作,或从多种渠道积极寻找能够真正给企业带来真实收益的项目,从而积极拉动企业利润率。但当时的管理所有者李有强、张吉生和丁功民却抛弃公司经营的基本伦理,将公司外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置之不顾,引入“二氧化碳超低温萃取”虚假盈利项目,与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共同编制财务弥天大谎,这种为管理层短期业绩拉升而做出如此荒谬的反企业行为,令世人震惊。
   第二种反企业行为是公司的管理所有者为一己之利挪用、占用公司资金。如伊利公司原董事长郑俊怀为了自己对伊利公司的控股权而挪用公款1500万元收购公司。这种行为,乍一看不像典型的“反企业”行为,但却实则难逃为自身夺取控制权而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调用公司资产、恶化公司结构及公司形象之实。这种行为不仅违规,从企业伦理的角度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没有考虑到其他投资者、企业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公司带来声誉上的损失,没有履行管理所有者对企业的正面引导。
   前两种反企业行为往往反映出公司管理所有者疏于实质性的业务管理,而通过歪门邪道的财务欺诈和资金盗用、占用损害企业利益,而下面一种反企业行为,则是由于管理所有者忙于扩张“实质性”业务,而走上高风险、高漏洞的不归之路。典型的例子就是牟其中的南德集团。牟其中这个毁誉参半的人,曾经作为管理所有者,带领他的南德公司大手笔地搞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等大型项目,曾为自己赚来中国“首富”的光环。但这种大规模而无基础的高风险业务开拓,违背了企业作为社会组成分子应该求真求稳的传统伦理预期,事实上这种做法也使得南德集团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侧目。最终,当这种高风险业务扩张带来信用证诈骗的行为时,南德大厦轰然倒塌,牟其中自己也悲剧性地难逃第四次也是终身性的牢狱之灾。
  以上用较多篇幅结合案例分析了现代公司中管理所有者反企业行为的三种表现,其中透露出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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