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经2012年6月13日国务院第208次常务会议通过,2012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1号公布。2012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621号国务院令。该《条例》分总则、经费管理、资产管理、服务管理、法律责任、附则6章35条,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一条例的颁布弥补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空白。
  陈建国关于金登多源流分析的论述架将公共政策阶段分析的触角向前伸了一步,


拓展了政策阶段分析的研究空间多源流分析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

,

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多源流分析修正了“垃圾桶模型”

,将其运用到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分析,

提升了其价值。
  何华斌认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存在以及“政策之窗”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需要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的共同存在。但同时,该理论作为源于西方的公共管理政策分析的工具,应用于分析中国特有国情、政治制体和管理体制下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其对政策过程的解释力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的发展,正处于不断改革与深化的过程,在应用国外理论解释我国面临具体问题的政策过程时,有必要与我国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为准确、科学的分析中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总之,《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的颁布可以运用多源流分析模型分析它产生的原因以及过程,也可以了解它的产生对于我国行政管理的实践意义,本文也主要是从这一方面来阐述的。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的出台,弥补了我国在公共机关管理这一领域的法律空白,对于加强我国机关事务的管理,改进机关的作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政策的出台也对于解决我们机关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有重大作用。“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左传》的这句话或许可作为这一政策的出台的一个概述。2011算得上是“三公治理年”:从年初的中央政府首次公开“三公经费”总额,到中央部委公布“三公经费”预决算,再到地方政府被动跟进晒“三公”账本,直至年尾国务院拟将“三公经费”公开制度化、法制化——总有一根红线跃然其间。《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秉持了责任政府的基本逻辑、恪守了契约关系的基本底线,既是政府责任的归位,也是公共权利的彰显,兹事体大,意义深远。
  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包含四个核心概念,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之窗。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存在以及“政策之窗”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需要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的共同存在。但同时,该理论作为源于西方的公共管理政策分析的工具,应用于分析中国特有国情、政治制体和管理体制下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其对政策过程的解释力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谓政策过程理论,是指政策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某个或多个维度对政策的逻辑过程或过程中的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的一组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概念或命题,以及一个逻辑结构严整的框架体系。
  二、多源流分析框架
  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讨论了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问题。他所采用的是对组织选择的科恩-马奇-

奥尔森(Cohen-March-Olsen)“垃圾桶模型(garbagecanmodel)”1

的一种修正形式。金登认为,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存在着三条过程“溪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和一个“政策之窗”。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解决办法与问题连接起来,而且他们二者都与一些有利的政治势力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只有当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竭力提出最得意的政策建议或关于问题的想法的机会———打开时,最有可能出现,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2

金登的政策之窗就类似于拉雷·N·格斯顿的触发机制,触发机制就是公共政策的催化剂。在政治过程论的发展史上,科恩等人的“垃圾桶”模型不仅塑造了人们理解组织的观念,甚至还从总体上影响了政治科学和制度理论中,一种触发机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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