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护区经济社会概况
祁连山保护区内有45个乡（镇）、306个行政村、57421户、近30万人
大多数乡村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后保护区居民以从事农牧业生产为主，农业人口占92%农牧业生产沿袭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结构单一劳动力资源在农牧业大量集中和绝对过剩[1]
2010年，保护区内农村人均纯收入4876元，贫困人口约9万人
各旅游景区周边居民约0.95万户，3.8万人，直接从事或间接参与生态旅游业的居民约4000人
二． 生态旅游对保护区居民的影响
祁连山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保护区居民产生的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一） 积极影响
2.1.1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观念
通过开展生态旅游，加强了当地居民与外界的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当地居民消费愿望增强，希望能享受更多物质和资源[2]
通过对保护区东、中、西段旅游景区附近各100户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居民到县城、市区购物，探亲、访友和游玩的次数明显增多
与2000年相比，当地居民到县城、市区购物的次数增加了3——9次，探亲、访友和游玩的次数增加了1倍
大多数家庭希望购买洗衣机，18%——30%的家庭希望购买电冰箱，小部分家庭开始谋求到县城和市区居住生活
2.1.2拓宽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渠道
生态旅游业的兴起，拓宽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渠道
部分当地居民开始逐步脱离完全依赖农田、牧场的农牧业生产方式，转而从事餐饮、住宿、导游等旅游服务行业和旅游纪念品及当地特色产品的开发生产[3]
目前，保护区当地居民中有约4000人在生态旅游行业或与此相关行业就业
2.1.3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祁连山保护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各景区周边居民的收入
当地居民增加的收入主要来自出售当地特色产品、提供旅游餐饮和住宿服务等
据调查，2010年，旅游收入占保护区生态旅游景区附近居民总收入的10.8%——18.7%，从事旅游餐饮和住宿的家庭，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左右
2.1.4增强了当地居民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
游客热衷体验、欣赏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行为，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从而增强了当地居民自觉保护民族民俗文化的意识，使少数民族歌舞、服饰、饮食等文化瑰宝得以传承和发扬
2.1.5增强了当地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生态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使当地居民意识到，只有保护好祁连山的生态环境，才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稳定的收入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保护和参与祁连山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识在不断增强
（二）消极影响
2.2.1当地居民趋利性增强
当地居民的拜金主义思想增强，部分居民以是否获得经济利益为评判一切行为的标准
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关系简单化为直接的利益关系，任何帮助和服务都要以支付报酬为前提，并力求使其所获报酬最大化
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淳朴民风正在悄然消失[4]
2.2.2偷盗案件逐年上升
游客流动性强、对旅游地情况不熟悉，在丢失财物数量小的情况下一般不报案的特点，为偷盗犯罪提供了滋长的温床[5]
近10年来，祁连山保护区生态旅游景区盗窃游客财物的案件由2000年的8起上升为2010年的58起（见表3），所盗窃财物也由单纯的现金转变为现金、照相机、手机等
2.2.3敲诈勒索现象时有发生
在与游客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当地居民诚实守信的意识逐渐淡漠，针对游客外来性、流动性的特点，出现了敲诈勒索游客的现象[6]
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游客提供某种服务前，事先不明确告知服务价格，一旦游客接受服务后，便漫天要价
二是诱骗游客触碰易损商品，向游客索要高价赔偿
三是在游客车辆必经的急转弯路段散放鸡、羊、狗等家禽或家畜，游客车辆对其造成伤害后，向游客高价索赔
2010年，仅游客投诉的敲诈勒索案件就有25起
2.2.4当地民俗文化被商品化
民俗文化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效仿
为吸引游客，部分景点的汉族经营者也穿起藏族或裕固族服饰，冒充少数民族
一些景点还专门组织团队，为游客展示“藏民俗文化”和“裕固族风情”，但这些所谓的“藏民俗文化”和“裕固族风情”大多都是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这就使得游客无法全面、真实地接触和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导致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三．生态旅游对祁连山保护区居民影响分析
通过对保护区东、中、西段旅游景区附近各100户居民的调查，结果表明生态旅游对祁连山保护区居民的影响中，积极影响占主导地位，经济方面的影响最为突出（见下表）
生态旅游对保护区居